我记得她离开时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太多我说不清的东西。疲惫、担忧，还有一种更深的什么，像河底的淤泥，平静地淤积着。

“说说你上周拍的那只狗。”我把话题拉回照片。

林远的脸上露出一丝柔软的神情。那是一种很难在他脸上捕捉到的表情，稍纵即逝，像黄昏时天边最后一抹光亮。

“那只狗叫阿福，是镇上一家理发店养的。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宋。我去理发的时候，阿福就趴在脚边，呼噜呼噜地睡觉。宋师傅手艺很好，剪发的时候一句话不说，推子嗡嗡响，偶尔停下来，用手指捻一捻我的发梢，像在检查一件作品。剪完了，他拿镜子给我照，我付了钱，蹲下来摸了摸阿福的头。它半睁开眼看了我一下，尾巴摇了摇，又睡过去了。”

“你告诉宋师傅你是做什么的了？”

“没有。”林远笑了一下，“他什么都没问。有些人不需要你的故事，他只关心你的头发是不是剪得平整。我喜欢这样的人。他们让你觉得，你是谁并不重要，你头发长了，来剪了，走了，这就是全部。干净利落。”

他把茶喝完了，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像是捧着一只小鸟。午后的阳光已经移到了墙壁上，在他身后投出一道斜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书架第三层，恰好盖住了一排精神分析学派的着作。

“我上周也去了一个地方。”我说，“城东有个旧码头，早就废弃了。我小时候住在附近，常常去那里看船。那时候还有船，运煤的、运沙的，突突突地从河面上开过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根拴船的石桩，上面的铁环锈得发红。”

林远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我。我很少在治疗中谈论自己，这是职业习惯。但那天我忽然想说，就像林远忽然想对一个陌生面馆老板娘说自己是修钟表的一样。

“那些石桩还在。”我继续说，“我上周去的时候，看见桩子上拴着一根红绳，旧的，褪色了，在风里飘。不知道是谁系的，也不知道系了多久。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想着系这根绳子的那个人，他或者她，究竟是为了留住什么，还是为了纪念什么。”

林远没有接话。他安静地坐着，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化，像是冰面下的水开始流动。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根红绳子。系在某个地方，看起来还在，但其实早就该换了。风一吹就飘，雨一淋就褪色。可就是没有人来解下我，重新系一根新的。”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走得很慢。从诊所到楼梯口那段走廊，他走了将近两分钟。我站在门口看他，他背对着我，灰衬衫的后背上有一小块汗渍，形状像一片残缺的叶子。他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回头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他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里，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越来越远，最后被楼下街道上的车流声吞没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两点，我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走到窗边。梧桐树在月色下像一幅水墨画，叶子层层叠叠，阴影浓淡交错。我想起林远给他女儿编的那个故事，那个住在梧桐树上、后来搬去银杏树的小精灵。不知道他的女儿现在几岁了，是不是还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看不见的、只在月光下跳舞的生灵。或者她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开始明白父亲口中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开始学会用冷冰冰的“现实”去解构一切温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给林远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她林远最近的状态怎么样。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他昨天回来之后，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我给他倒了茶，他喝了。晚上他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面馆的老板娘做的荷包蛋是溏心的，正好是他喜欢的那种。”

她的声音里有细微的颤抖。一个溏心荷包蛋就能让她这样，我想，他们之间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平常的、属于日常的对话了。

“他还说了别的吗？”

“他说他拍了一只狗。他说那只狗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家养过的那条，叫虎子。虎子后来走丢了，他找了整整三天。他说这件事他一直没跟我讲过，因为怕我难过。但其实我知道，我一直知道。”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桌前，阳光还没有照进来。窗外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五月的雨来得急去得也急，不像秋天的雨那样黏黏糊糊，拖泥带水。我想起林远的那句话——“风景不会骗你，但是我会。”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在责备自己，还是在宽恕自己？或者说，他是在用这样一句话，把我、把他自己、把所有人都挡在一道虚掩的门外面？那扇门看上去是开着的，但你走近了会发现，门缝里卡着一根看不见的楔子。

我打开电脑，找到上个月他去过的那几个地点的资料。那条河叫青溪，在浙江湖州附近。那扇门，我通过照片上门牌号码模糊的线索，查到了安徽歙县一个叫许村的地方。那只金毛狗，拍摄背景里的招牌显示着“宋记理发”四个字，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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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地方，三个省份。每周去一个，来回车程至少四个小时。他告诉我说他去散心，去看风景，去拍照片。但这些地点，每一个都隔了数百公里。他花在路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他站在那条河边、那扇门前、那只狗身边的时间。

他在奔波什么？或者说，他在逃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