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说这句话时，正坐在我诊所的皮质沙发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口磨出了线头，手里捧着我给的热茶，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五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脚边投下一小块明亮的光斑，像一枚温热的邮票。

“累的时候看看风景，”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轻，“风景不会骗你——”

他停下来，把眼镜摘下，用衣角擦拭。镜片起雾的原因，他坚持说是茶太烫。

“——但是我会。”

我坐在他对面，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心理医生，诊所在老城区一栋居民楼的二层，窗外是一棵年纪比我大的梧桐树，春天飘絮，夏天遮荫，秋天落黄叶，冬天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伸向天空的手指。林远是三个月前来的，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他准时得像瑞士钟表，却又迟到得像一个故意错失末班车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正如他整个人。

“你看了我上回给你的照片？”他重新戴上眼镜，问我。

我点点头。那是三张照片，准确地说，是三张拍立得，边缘泛白，像是被反复摩挲过。第一张是一条河，河水浑浊，岸边长着芦苇，远处的烟囱冒着灰色的烟。第二张是一扇门，红漆剥落，门环是铜制的，生了绿色的锈。第三张是一只狗，金毛，侧躺在一片草地上，耳朵耷拉着，眼睛半闭，仿佛在做一场漫长的梦。

“那是我上个月去的几个地方。”林远说，“我每次觉得累得撑不下去了，就会离开城市，去周边的小镇走走。拍一些照片带回来。这些东西不会骗你，河流就是河流，门就是门，狗就是狗。不像我。”

他低头看着茶杯里自己扭曲的倒影，嘴角浮起一个近乎自嘲的弧度。

“上周我去了乌镇——不是那个有名的乌镇，是另一个，在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镇上只有一条街，街上有家面馆，老板娘姓方，做的雪菜肉丝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坐在那里吃面的时候，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上海。她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想了想，说我是修钟表的。”

“你不是修钟表的。”我说。

“对，我不是。”他坦然地承认，“但那一天，在她面前，我是。我告诉她我的铺子在法租界一条弄堂里，铺面很小，但老主顾很多。我修过最老的钟是清朝的，西洋货，珐琅表面，机芯里刻着一行拉丁文。她听得入了神，又给我加了一个荷包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亮了起来，像是真的回到了那个午后的小镇面馆，回到了那个他虚构出来的自己身边。那是一个更轻盈的版本的他，没有病历，没有每天必须吞下的白色药片，没有凌晨三点盯着天花板数裂缝的夜晚。

“你有没有想过，”我放下记录本，身体微微前倾，“为什么你总是对陌生人撒谎？”

林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五月的空气里有花香，是楼下花坛里的栀子，甜得有些发腻。

“因为真话太重了。”他终于开口，“重到我一个人扛不动。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人，说一点轻飘飘的谎，好像自己也能跟着飘起来。哪怕只有一顿面的时间。”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看了看我墙上“禁止吸烟”的标志，又塞了回去。这个动作他每周都做，已经成了某种仪式。

“我女儿，”他说，声音忽然低下去，“我女儿以前最喜欢听我讲故事。她五岁的时候，我告诉她窗外的梧桐树上住着一个小精灵，穿绿色的衣服，只在月圆的夜里出来跳舞。她信了。每天晚上都趴在窗台上等，等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后她跑来问我，爸爸，小精灵是不是搬家了？我说对，他搬到隔壁那棵银杏树上去了，因为那棵树的叶子秋天是金黄色的，他喜欢金黄色。”

他摘下眼镜，又擦了一次。这一次我能确定，眼镜片上没有雾气。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女儿在学校里跟同学说，她爸爸认识会跳舞的树精灵。老师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跟孩子谈谈。我说不需要，就让她信吧。让她信久一点。”

我等着他继续。治疗室的挂钟嘀嗒作响，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钟，秒针走一步顿一下，像蹒跚的老人。这是我自己买的，从旧货市场淘来，花了八十块钱。我修好了它，给它上了油，它就这样忠实地走了三年。

“谎言有两种。”林远忽然说，“一种是为了伤害别人，一种是为了保护。我妻子说，我属于第三种——为了保护自己。我不否认。但是，”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真相根本不值得被说出口？说出来了，它就在空气里飘着，钻进每个人的耳朵，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你再也收不回去了。”

他的病历上写着：四十二岁，已婚，有一女。两个月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伴有失眠和轻度焦虑。开药的是我的同事，转介到我这里做心理咨询。他妻子在第一次陪同来访时告诉我，林远原本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半年前辞职了。“他好像突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说，“以前他脑子里有无数个故事，现在那些故事都不见了。或者，它们还在，但他不愿意讲给我们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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