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问过我去哪里。“学校有晚自习。”我说。她点点头,没有追问。她忙着给妹妹检查作业,那些小学的算术题,她解得比我当年仔细得多。我背着书包出门,夜色里穿过三条街,走进那片荒草地。草叶上的露水打湿我的裤脚,凉丝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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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的时候,草开始黄了。我捡了些梧桐叶夹在书里做书签。有一片特别大的,叶脉清晰得像掌纹。我把它贴在墙上地图的旁边,用图钉固定。这样我的房子就有了一片秋天。
父亲在那年冬天发现了我的秘密。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了工地,站在那间屋子的门口,穿着他上班时穿的藏青色大衣,围巾系得一丝不苟。我当时正坐在床上看书,台灯的光打在我脸上。他站在暗处,我一时没认出是谁,只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堵在门口。
“这里不安全。”他说。声音在空旷的烂尾楼里显得格外响。
我没有动,只是合上书放在膝盖上。“这里很好。”
他走进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喀喀声。环顾四周,看了看我的书架,我的桌子,我的床,墙上的地图和梧桐叶。他的表情很奇怪,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回家。”他说。
“那不是我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
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大衣的下摆在门框边一闪,然后脚步声远了,消失在工地的碎石路上。我坐在床上,听着那些声音一点一点散去,最后只剩风。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呼吸。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已经睡了。客厅的灯还亮着,父亲的房间门关着。我轻手轻脚上楼,经过妹妹房间时听到她均匀的鼾声。走廊尽头的门推开时吱呀响了一下,我闪身进去,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过年的时候亲戚来家里,我在厨房帮忙端菜。三姑说:“哟,长这么高了,像你爸。”我笑了笑。六姨问成绩怎么样,母亲抢着说:“还行,不如妹妹聪明,但还过得去。”妹妹在客厅弹钢琴,断断续续的《致爱丽丝》,弹错了几个音。父亲说:“再来一遍。”妹妹嘟着嘴又从头开始。
我端着凉菜走出去,放在圆桌上。桌布是新的,大红色,印着金色的福字。亲戚们的脸在灯光下红润而饱满,说着恭喜发财的话。我退到厨房,水龙头在滴水,嗒,嗒,嗒。母亲在灶台前忙碌,油烟机的轰鸣声盖住了她的叹息。
年夜饭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说出去走走。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母亲说:“外面冷,多穿点。”妹妹在跟表姐比赛吃饺子,没抬头。我穿上外套推门出去,鞭炮声远远近近地响着,空气里有硝烟的味道。
工地上的草全枯了,踩上去脆脆的,咔嚓咔嚓。我回到我的房子,打开台灯,绿色灯罩亮起来的时候,墙壁泛着暖光。我在床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是母亲塞给我的,还带着体温。我慢慢剥开,橘皮的香气溢出来,丝丝缕缕地填满房间。
那天夜里我坐在床上很久,没有看书。只是坐着,听外面的鞭炮声。远远的,像在另一个世界。橘子吃完了,我把皮放在桌上,橘皮的香气还在。我想象这栋房子有暖气,有热水,有柔软的毯子。但即使没有这些,它也是我的。每一道裂缝我都知道,每一块地砖的纹路我都熟悉。窗外的荒草枯了,春天还会再长出来。
春天来的时候我十七岁。草果然又绿了,从枯黄的茎秆下面钻出来,嫩嫩的。我把冬天的厚褥子收起来,换了薄被。窗帘洗过,挂回去时带着洗衣粉的清香。那件旧书架我重新漆了一遍,蓝色的,跟窗帘很配。父亲再也没有来过。母亲偶尔会问“晚自习到几点”,我每次都说“九点半”。她点点头,眼睛落在电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