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氛围更是微妙。郝木峰主任破天荒地主动关心起山洼村残疾人帮扶工作的“进展”，在会议上语气温和地肯定李守兔“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的作风。其他一些原本疏远的同事，态度也变得模糊起来，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客气。

只有李柔，像消失了一样。没有电话，没有信息。李守兔知道，囚室里的那次对峙，像一道深不见底的裂谷，横亘在他们之间。她最后那句沉重的“从长计议”，是立场，也是划清界限的宣言。

他像个真正的“模范干部”，按时上班，处理着那些无关痛痒的报表，参加各种会议，偶尔也去山洼村象征性地转一圈。脸上努力维持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像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麦萌那番关于“活路”的哭泣哀求，还有郝木峰在视频里那张令人作呕的脸，总在夜深人静时，不受控制地钻进他的脑海，撕扯着他残存的意志。

身体上的伤在缓慢愈合，肋骨的疼痛不再那么尖锐，手腕脚踝的淤痕也渐渐褪成难看的青黄。但内里的某个地方，被掏空了，留下一个巨大的、呼呼灌着冷风的空洞。

他需要抓住点什么。任何东西。否则，他感觉自己会在这片虚伪的“坦途”上彻底腐烂、风化。

这个念头像一颗毒草，在空洞里疯狂滋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请了假，坐上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去了邻市。车窗外掠过陌生的田野和低矮的房舍。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混乱的街市下车，空气里弥漫着廉价油炸食品、劣质塑料和污水的气味。他低着头，拉高了夹克的领子，目光在街边杂乱的店铺和流动摊贩间快速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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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在一个卖廉价手机壳和贴膜的、用雨布搭起来的流动摊点前停下。摊主是个精瘦黝黑的中年男人，眼神警惕地打量着这个脸色苍白、带着伤的陌生人。

“老板，有卡吗？”李守兔的声音压得很低，嘶哑干涩。

“什么卡？”摊主叼着烟，含糊地问。

“手机卡。不记名的那种。”

摊主眯起眼，又上下扫了他一遍，没说话，低头在摊子底下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脏兮兮的、没有任何标识的塑料小袋子，里面躺着几张崭新的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