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青的晨光从东边漏出来，勉强照亮码头边那条窄巷。我站在巷口，官靴踩在烂泥和鱼鳞堆里，已经看不出靴面原本的颜色。秦楼立在我身后半步，替我把一卷案卷递过来，低声说：“大人，人就在前头扛包。属下打听过了，他在这儿干了六年，从没跟人起过冲突，也没人知道他坐过牢。”

我接过案卷，没有翻开。千冤镜昨夜给我看的东西太清楚了——那个瘦削的男人跪在公堂上，双手被枷锁磨得血肉模糊，而他身后站着一个女人的虚影，披着满身的湿泥和水草，眼眶里不断往外渗黄水。那女人的嘴唇一张一合，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偷的不是钱。”

可他偷的确实是钱。案卷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永昌十二年冬，城西绸缎庄失窃，丢失柜银二十八两又四百钱，人赃并获。嫌犯周平，年二十一，当场认罪，判徒刑五年。卷宗薄薄几页，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值得翻案的地方。但千冤镜从不给我看无关的东西。那个眼眶渗水的女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她会出现在周平的案子里？

我把案卷还给秦楼，迈步走进码头。

搬货的苦力们已经干了一个多时辰，个个打着赤膊，汗水把裤腰浸透。空气中混着咸腥的河水味和劣质烧酒的气味。我一眼就认出了周平——他比千冤镜里老了太多，才三十出头的人，背已经驼了，两鬓白得像落了霜。他正扛着一袋粮食往船上走，步子很稳，但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脚底粘着什么东西甩不掉。

“周平。”我叫了一声。

他脚步顿住，慢慢转过身来。看清我身上的官袍之后，他的脸色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把粮袋从肩上卸下来，规规矩矩地站好，双手垂在身侧。那种姿态太熟练了，是被打了五年棍棒磨出来的肌肉记忆。

“大人找小的有事？”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擦过木头。

“旧案重审，想找你问几句话。”我故意把话说得平淡，同时暗暗催动了通感之力。一股混杂的气息从他身上涌过来，最浓烈的不是汗味，而是某种更深层的味道——像是旧棉絮发了霉，又像是埋在土里很久的东西被挖了出来。这是冤屈的味道，我太熟悉了。

周平低着头说：“大人，那案子小的已经认了，刑也服完了。”

“认了不代表全对。”我盯着他的脸，“我问你，当年你偷的那笔钱，真是你一个人偷的？”

他身体微微一僵。那股霉味骤然加重，几乎把我呛得退了一步。

“是小的一个人偷的。”他回答得很快。

我向前一步，压低声音：“周平，你扛着东西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肩膀特别沉？右肩比左肩沉得多，好像有人在后面拽着你？”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惊惧。

我不等他回答，继续说：“你每天晚上睡觉，是不是都能闻到一股水腥味？不管洗多少遍澡，那个味道都去不掉？”

周平嘴唇开始发抖。码头上的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我们这边，但他看起来像是被逼到了墙角，无处可逃。

“大人怎么知道？”他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我当然不能说“是一个溺死的女人告诉我的”。千冤镜让我看到的东西不能直接在公堂之外说出来，这是我的规矩。我换了一个说法：“因为当年那桩案子，卷宗上少记了一个人。你偷钱的时候，有另一个人在场。”

周平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突然转身就走。秦楼要拦，被我摆手制止。我跟在周平身后，穿过码头，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再拐进一个堆满废木料的破院子。院子里搭着个歪歪斜斜的棚子，棚子底下铺着一张草席，这就是周平的家。

他在草席边蹲下来，双手抱住头，像一只被人踢惯了的野狗缩成一团。

“大人，求您别查了。”他的声音闷在手臂里，“您说的都对，但小的求您别查了。”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把官袍的下摆毫不在意地拖在地上。“那你告诉我，那个拽着你肩膀的人，是谁？”

沉默了很久。巷子里有野猫在叫，远处的码头传来搬货的号子声，这些嘈杂的声音反而衬得这一刻格外安静。

“是我娘。”周平终于开口，声音碎成了渣，“我娘是被我害死的。”

偷窃犯周平的故事，比案卷上写的要长得多。

他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在河边给人洗衣裳，冬天手泡在冰水里，裂开的血口子从来没好过。永昌十二年冬天，他娘病了，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大夫说要人参吊命，最便宜的参须也要二两银子。他们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