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码头在战后第三个月就恢复了战前的吞吐量。到第六个月，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陈婉儿从暹罗发来的账册上写着：明南府弘业三年上半年贸易总额，白银十二万两，比去年同期翻了三倍。

这个数字背后是几十条商船、上百个华商、几千个搬运工和船工的生计。马尼拉码头上每天有三百多人在干活，扛货的、修船的、补帆的、卖茶的。码头的茶棚从两个变成了八个，因为人多了。

朱慈炯没有去码头上看。他派了陈学礼去。

陈学礼从北大年调到明南府当通判，专管民政。他到任第一天就下码头走了三圈，回来写了一份报告：

“码头吞吐量已恢复，但配套设施不足。仓库只有六间，不够用。商人把货堆在露天，下雨就毁。建议扩建仓库至十二间，另建一座栈桥专供渔船停靠，与商船分开。”

“码头工人三百余人，其中华工两百、土着一百。华工日薪三分银，土着日薪一分五。同工不同酬，已有土着抱怨。建议统一工价，按活计算钱，不分族裔。”

“码头治安混乱，有地痞收保护费。已抓了三个，但根子没断。建议设巡检司，配巡丁二十名。”

朱慈炯看完报告，提笔批了三个字：“准。办。”

然后他把报告递给陈婉儿。

“你看这个陈学礼。”他说。

陈婉儿扫了一遍，嘴角翘了一下：“比在北大年时候老练了。”

“北大年是练手，明南府才是真刀真枪。”朱慈炯说，“马尼拉是南洋最大的港口，管好了马尼拉，就管好了半个南洋的贸易。”

“你打算让他当巡抚？”

“不急。先当通判，磨两年。通判管的是小事，小事管好了，大事才不会出岔子。”

陈婉儿把报告收好。她知道朱慈炯用人不急，但也不拖。陈学礼在北大年量地、办学堂、查柔佛苏丹的暗线，每一件事都做得踏实。调到明南府，是从“县”到“府”的跳板。再过两年，如果明南府不出岔子，他就是南洋最年轻的巡抚。

明南府的重建不只是码头。朱慈炯下令，在马尼拉城内原西班牙总督府旧址上改建“明南府衙”。不是拆了重建，是把西班牙人的总督府改了用途。门厅还是那个门厅，石柱还是那些石柱，但门楣上刻了四个字：“明南府衙”。

总督府里原来挂着西班牙国王画像的地方，换上了一幅大明疆域图。图上从北到南标着：北京、南京、福建、广东、暹罗、明南府。每个地名旁边都标了距离和航线。

府衙后院改成了学堂。白天教华人孩子读书认字，晚上教土着青年学华语和算术。学堂的先生是从南都调来的两个识字班毕业生，二十出头，瘦瘦的，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来了三十个华人孩子和七个土着青年。土着青年坐在最后一排，有些拘谨。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明南府”。

“这是你们的家。”先生用华语说了一遍，又让通译用土着话翻译了一遍。

土着青年互相看了看，没有说话。但他们没有走。

第二天，土着青年来了九个。

散会后，朱慈炯独自走到马尼拉城墙上。

城墙是十年前修的，刘大锤带着两千人，用了一年时间，把西班牙人留下的石墙加固了一倍。城墙上能跑马、能架炮，足够坚固。

但朱慈炯看的是城墙，是城墙外面的海面。

海面上，大明的龙旗在巡逻船上飘扬。

“十年前，”他压着嗓子说，“我第一次到这里。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一艘破船、几百个人、一枚玉佩。”

“现在，整个吕宋都是我的了。”

他摸了摸怀里的玉佩，冰凉的。

但他不会忘，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弘业三年秋。明南府设立半年。

朱慈炯做了一件谁都没预料到的事——他换了便服，带两个护卫，悄悄出了马尼拉城。

“你要去哪？”陈婉儿拦住他。

“看看。”朱慈炯换了一身褐色短衫，头上戴了顶竹笠，像个走街串巷的小商贩。

“看什么？”

“看看我的县令们在干什么。”

陈婉儿看了他一会儿。“带够银子。”

“带了。”

“别被人认出来。”

“认出来就回来。”

他沿马尼拉湾南行，走了三天，到了八打雁。

八打雁重建半年了。新码头修好了，刷了桐油，比旧的宽了一倍。街道两旁搭了新棚子，有华人开的杂货铺，有马来人开的鱼干店，还有一间暹罗人开的米粉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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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炯在米粉摊坐下，要了一碗。

摊主是个暹罗中年人，胖，脸上总挂着笑。

“老板，生意怎么样？”

“还行。”摊主下米粉的手没停，“就是税重了点。”

“税多少？”

“一成半。以前西班牙人收三成，现在一成半，轻了。但刚来的时候，县令说只收一成，后来加到一成半。说是修缮码头要钱。”

朱慈炯端着碗，没动筷。

“哪个县令？”

“姓吴，叫吴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