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又开始下了。

不是那种纷纷扬扬、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而是细密的、悄无声息的雪粉，被从西伯利亚来的、刀子似的北风裹挟着，没头没脑地扑打在知青点糊着旧报纸的窗户上，发出沙沙的、永无止境般的轻响。屋子里拢着炉火，但热量似乎总也跑不过墙缝里钻进来的寒气，炕头坐着还凑合，离开两步，那股阴冷就顺着裤腿往上爬。

她是多么怀念在小学校教书、住在小学校一隅的小库房、和林墨比邻而居的日子：温暖、温馨、踏实……

丁秋红蜷在靠近炉子的那张破旧方凳上，膝盖上摊着信纸，手里的钢笔握了又松，松了又握，笔尖悬在“父母大人敬禀”几个字下方，洇开了一小团深蓝色的、犹豫不决的墨点。

她终究还是写了。

将那说不清道不明、却像阴湿的苔藓一样附着在心头的忐忑、不安，还有那一点点羞于承认的恐惧，都倾倒在了信纸上。

她写贾副主任的突然出现，写那惊心动魄又令人浑身不自在的短暂注视，写那封突如其来、末尾单独提及她的公函，以及后续那些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自然”的“附带问候”。

她没有用任何可能显得“不知好歹”或“思想有问题”的词汇，只是尽可能客观地陈述事实，语气是困惑的、小心翼翼的，像一个在黑暗里摸索却触到不明物体、本能缩回手的孩子，低声询问着方向。

信寄出去后，日子在等待中变得格外漫长。

每一次公社邮递员那辆绿色自行车出现在屯口，丁秋红的心都会猛地一提，随即又沉下去。她既怕收到回信，又怕收不到。怕回信里是更深的担忧，或者干脆是沉默——那沉默或许意味着父母也无能为力，意味着她只能独自面对这逐渐收紧的、无形的网。

也怕收不到，让这份悬而未决的焦虑无限期地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