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伸出去。

拉开了。

抽屉里码得整整齐齐。笔记本、信封信纸、几支旧钢笔、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她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找点什么。

她翻了翻。笔记本里记的是厂里的事，人名、日期、数字，密密麻麻，像密电码似的。她看不懂。信封都是空的，邮票倒是整整齐齐剪下来摞在一边。还有几张泛黄的文件，抬头印着“北京轧钢厂革命委员会”的红字，边角都卷了。

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也没写寄信人地址，只在收信人那栏写着三个字：

保密信 箱 J-17

不是人名。不是地址。

她攥着那个信封，心跳咚咚的。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她飞快地把信封塞回原处，抽屉推上，转过身，抄起抹布继续洗碗。

脚步声从窗前过去，是后院李婶，端着盆去倒水，边走边跟人打招呼。易大妈攥着抹布，等那脚步声远了，才慢慢吐出一口气。

她在灶台边站了很久。

然后她走到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叠成小方块的黄草纸，还有半截铅笔。

纸是昨晚上从老易笔记本上悄悄撕下来的，铅笔是孙子落在这儿的。她把纸展开，抚平，握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小主，

写得很慢。

她只念过两年私塾，解放后扫盲班又认了千把字，平时够用，但正经写点什么就发怵。这笔握在手里，比锄头还沉。

她把昨晚那个纸团上的内容抄下来——不对，是照着昨晚那张纸条上的笔迹，描。

她描得很仔细，一笔一划，像描红。手心全是汗。

描完了，她把纸折成小方块，攥在手心里。

然后她开始等。

等老易回来，等天黑，等院里的灯一盏盏灭了，等槐树的影子从东边移到西边。

等一个能把纸条送到狄家窗台的机会。

夜里十一点多，老易总算睡着了。

他今天从街道办事处回来脸色就不好，铁青，一句话不说，晚饭也没吃几口。坐那儿抽烟，一支接一支。易大妈不敢问，把饭菜搁锅里温着，自个儿先进屋躺下了。

老易几点上床的，她不知道。她迷迷糊糊间听见他躺下的动静，还有一声很轻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叹息。

她没睁眼，继续装睡。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老易的呼吸终于均匀了，开始打轻微的呼噜。

易大妈睁开眼。

她没马上动。躺着，眼睛盯着黑暗里的房梁，听自己心跳声。跳得太快了，咚咚咚的，怕把老易吵醒。

她慢慢呼出一口气，慢慢翻身，慢慢把脚伸出被子，探到床沿的布鞋。

脚尖碰到鞋帮那一刻，老易的呼噜忽然停了。

易大妈僵住了。

几秒钟，像几年。

老易翻了个身，背对着她，呼噜又响起来。

易大妈咬着下嘴唇，轻轻下地，趿拉着鞋，摸黑往外走。

堂屋更黑。她凭着几十年的记忆绕过凳子、绕过桌子、摸到门边。门轴该上油了，她早就提醒过老易，老易总说“知道了”，从来不干。

她一点一点拉开门，侧着身子挤出去，再一点一点关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