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的初春，莫斯科河畔的积雪开始消融，露出底下灰褐色的泥土和去冬残留的枯草。

空气里依然带着寒意，却已不再那般刺骨，反而夹杂了一丝万物复苏的、潮湿的生机。

克里姆林宫上空，曾经飘扬红旗的地方，如今是白蓝红的三色旗，在料峭春风中猎猎作响，像一个略显仓促而忐忑的新生儿。

伊万诺夫家族的祖宅也似乎从冬日的沉寂中苏醒过来。

仆人们忙碌着进行春季扫除，窗户被擦得明亮，试图驱散旧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丝阴霾。

然而，宅邸内的气氛却并非全然轻松。

一种无形的适应新规则的压力，弥漫在空气中。

阿列克谢的书房里，电话和传真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

他不再穿着笔挺的军装，而是换上了剪裁精良的深色西装，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游走在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新贵，而非曾经的军人。

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新政府各部门的文件、待审的商业合同，以及关于前苏·联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的内部简报。

“乌拉尔机械厂，”阿列克谢将一份文件推向坐在对面的虞笙，眉头微蹙，“曾经的重型军工骨干，现在负债累累，几千工人等着发工资。新政府想把它当作试点甩卖掉。”

虞笙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指尖划过那些触目惊心的负债数字和冗长的设备清单。

“底子还在，”她抬起眼，目光冷静，“精密加工能力和部分特种钢材的配方是无形资产。

关键是要剥离冗余，找到新的市场方向。”

“我正在推动成立一个跨部门的产业转型基金，”阿列克谢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名义上是帮助这些大型国企渡过难关，实际上……”

他没有说下去，但虞笙明白，这是在合法的框架下，以极低成本吸纳优质资产的最佳时机。

伊万诺夫家族凭借提前海外布局的资金和阿列克谢在新政权中逐渐稳固的地位，正好可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盛宴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

“需要可靠的经理人，”虞笙提醒道，“旧体制下的管理者，未必懂得如何在新的市场里生存。”

“格里戈里推荐了几个人，都是从基层爬起来，头脑灵活，又对家族忠诚的。”阿列克谢点点头，“你帮我最后把关。”

这便是他们如今相处的方式。

他冲锋在前，在新旧交替的混乱中开拓疆土。

她坐镇后方，运用她的智慧和远见，为他梳理脉络，规避风险，确保伊万诺夫这艘大船在充满暗礁的新航道上平稳前行。

他们是未婚夫妻，是爱人，更是最契合的盟友。

除了协助阿列克谢，虞笙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她以“伊万诺夫夫人”的身份，低调地维系着与那些已经在新政府、新议会中占据位置的“老关系”的联络。

偶尔在一些非正式的沙龙或家庭宴会上，她能捕捉到许多官方渠道无法获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