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然后像是忽然想起，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小巧的纸盒递过去，声音带上一点俏皮的、试探的钩子，“老公，还给你买了袜子，领夹，领带……你敢不敢带回去呀？”

说完我自己先弯起眼睛笑了，那笑容看起来天真又狡黠，符合他偶尔流露的对“单纯”的偏好。

他接过盒子，打开瞥了一眼，伸手捏了捏我的脸颊，力道不轻不重：“小心机！”随即张开手臂，声音沉了沉，“过来，让四哥抱抱。”

我顺从地靠过去，立刻被他结实的手臂一把揽进怀里。

他身上的气息瞬间笼罩下来——淡淡的烟草味，混合着某种清冽的古龙水尾调，强势而安稳，构筑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小堡垒。

“这几天想我没？”他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带着胸腔的微震。

“没有，”

我把脸埋在他熨帖的衬衫前襟，声音闷闷的，故意掺进一点娇嗔的赌气，“都快忘了你了！谁让你一走就是十天，也不带着我。”

“没良心……”他低低地笑了，手臂收得更紧，像要确认某种所有权。

我在他怀里调整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安静地窝着。

一切如同杨哥那句说不清是预言还是警告的谶语，我终究是“跟了”四哥。

这个男人，乌姓，行事作风霸道，掌控欲浸透在骨子里，可在对我的安排上，却出乎意料地呈现出一种清晰的“专一”模式。

他三十一岁，有个女儿，婚姻状况是那片我从不深究、他也始终语焉不详的模糊地带。

关系伊始，他便划下了清晰的界限：“我给不了你家庭。”

紧接着，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语气补充，仿佛这是某种更优厚的补偿：“但我可以给你‘幸福’。我给你的，会比那张纸多！”

他定义的“幸福”，具体而物质，充满掌控的痕迹：我搬出了租住的小屋，住进了他名下的一套两居室。

他说，跟我一年，安稳听话，就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

一辆当时最时髦的、亮黄色的雅马哈踏板摩托车停在楼下，一部红色的爱立信翻盖手机和一枚明黄色的汉显传呼机。

一张金色的银行卡被放进我手里，密码是六个八，简单到赤裸。

“喜欢什么，自己买。别委屈自己。”

每个月，卡里会固定打进两万块钱，他称之为“零花”。

这个词让我时常恍惚——从前在理发店，一个月的收入需要掰成几瓣，精打细算地度过每一天。

我的生活被彻底重塑，却也抽空了内核。

白天，常常是对着洁净得反光的落地玻璃窗长久发呆，看云的影子在对面的白墙上缓慢地移动、变形、消散。

饿了，就下楼随便找家馆子吃一口，或者去超市漫无目的地逛，推着空荡荡的购物车穿过琳琅满目、光线过亮的货架，最后常常只在收银台放下几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