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证券交易中心大楼，阳光刺眼，却照不进关璐冰冷的内心。顾鸿生这里是一条死胡同。那么，那个刘军日记里提到的“医生”呢？那个他一直在“咨询”和“讨论”的人？这成了她眼前唯一的、更加渺茫的希望。

找顾清妍咨询一下？这个念头本能地冒了出来。

她记得顾清妍就是个心理医生，是顾浩博的妹妹。

但几乎就在这个想法浮现的瞬间，一股强烈的抵触和寒意便让她立刻将其否决了。不行！绝对不行！关璐的思绪在瞬间变得清晰而冰冷，如同最精密的风险控制程序在高速运转，评估着这个选项背后巨大的、无法承受的风险：

首先是最致命的，她如何解释消息来源？

难道能对顾清妍说：“我偷看了我未婚夫私人日记，发现他一直在秘密接受心理治疗，请问您知道他的医生是谁吗？” —— 这简直是自寻死路！

其次，顾清妍的身份太过敏感。她不仅是心理医生，更是顾浩博的亲妹妹，是重要的商业伙伴的家人。向这样的人透露自己“未婚夫”可能存在需要心理干预的“问题”（尽管她已知是失忆），无异于将最脆弱的把柄亲手交到潜在对手手中。商业合作中，任何一点私人领域的脆弱性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攻击的靶子。她不能冒这个险。

第三，这违背了她最后的尊严。向一个近乎陌生的人（尽管有商业往来）承认自己对自己的“未婚夫”一无所知，甚至需要向外人打听他的心理医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和屈辱。她关璐骄傲了二十多年，无法接受以这样一种卑微无助的姿态去求助，尤其是在一个可能洞察一切的心理学专业人士面前。

这条路，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死路。

它不仅找不到刘军，反而会先一步毁掉她自己苦苦维持的稳定局面。

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再次熄灭。巨大的无助感和恐慌如同冰冷的潮水，更汹涌地漫上心头，几乎要将她吞噬。

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却感觉置身于荒芜的孤岛。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中，一种近乎本能的、不理智的冲动攫住了她——她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那个冰冷的、已关机的提示音！仿佛只有那个声音，才能证明他曾经存在过，才能暂时刺痛她麻木的神经，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还在寻找。

她几乎是颤抖着从手包里拿出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她苍白失神的脸。指尖带着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微颤，无视了所有理智的警告，固执地、一遍又一遍地重拨着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

她将手机紧紧贴在耳边，仿佛这样就能离他近一些。听筒里，传来的依旧是那段熟悉到令人心碎的、冰冷而机械的女声：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遍，又一遍。她听着那声音，像是在进行一种无望的仪式。

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模糊了视线，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手机屏幕上，她倔强地不擦，任由它流，仿佛这泪水能洗刷掉一些内心的悔恨和疼痛。

就在关璐在街头绝望地一遍遍重拨那个已成空号的号码时，城市的另一端，顾清妍也正陷入一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焦灼的困境中。

她坐在自己安静整洁的咨询室里，同样一遍一遍的在拨打刘军的电话。

但无一例外的是一直听到关机的提示音。

顾清妍的指尖一个问题是刘军这种高强度的“完美扮演”本身就在持续模糊他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