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祖皱眉：“方师傅，李太师在松江独当一面，若派御史掣肘，恐误事。”

“非是掣肘，是监察。”方孝孺正色道，“权无制约，必生腐败。李太师忠心，但制度不可废。陛下，此乃为政之道。”

朱允熥沉思良久，缓缓道：“方师傅所言有理。但御史人选，需慎重。要懂实务，通经济，且……与朝中各派无涉。方师傅可有推荐？”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于谦，刚正不阿，精通算学，曾任户部主事，懂钱粮。且他是洪武二十六年进士，资历尚浅，与各方皆无深交。”

“于谦……”朱允熥想了想，“可是写《石灰吟》的那位？”

“正是。‘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好，就他了。”朱允熥道，“传旨，着于谦为巡按御史，赴松江监察市舶司。但旨意中要写明：凡新政事务，仍由李太师决断，御史只监察，不干政。”

“陛下圣明。”

七日后，于谦抵松江。这是个三十出头的清瘦官员，目光炯炯，行礼不卑不亢：“下官于谦，参见李太师。”

“于御史请起。”李景隆打量他，“陛下旨意，本官已明。市舶司所有账册、文书，御史皆可调阅。若有疑问，随时可问本官。”

“谢太师。”于谦道，“下官奉旨监察，绝无刁难之意。但职责所在，若有冒犯，还请太师海涵。”

“应当的。”

接下来的半月，于谦住进市舶司旁的一处小院，每日埋首账册，不时找吏员问话。他查得极细，连一枚铜钱的去向都要追根究底。市舶司上下颇感压力，但李景隆泰然处之——账目清明，不怕人查。

这日，于谦求见。

“于御史，查得如何？”

“回太师，”于谦呈上一本账册，“市舶司开埠至今，各项收支清晰，账实相符。唯有一处不明：五月廿三，有一笔三千两的支出，注明‘抚恤阵亡将士’，但无具体名册。下官查过兵部档案，松江水师五月并无战事，何来阵亡？”

李景隆看了他一眼：“这笔银子，是给福建水师阵亡将士的抚恤。四月，葡萄牙人曾派船骚扰泉州，福建水师战死二十七人。此事未报兵部，是本官私下拨银抚恤，以免激起民变。于御史若不信，可去泉州查验。”

于谦沉默片刻，躬身道：“下官唐突。太师仁义，下官敬佩。”

“于御史尽职尽责，何错之有？”李景隆扶起他，“账目要清，但有些事，不能全写在账上。这道理，于御史当懂。”

“下官明白。”

此后，于谦监察如常，但不再纠缠细枝末节。一月后，他上书朝廷，言“市舶司账目清明，新政之利，实逾传闻”。此奏一出，朝中非议渐息。

而那个截杀张主事的锦衣卫，也在黄河边追上了人。但张主事已服毒自尽，身上搜出一封密信，是写给黄淮的，只有八个字：“林已死，事可安。”

李景隆将密信烧毁，没有深究。

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说破。

新政如树，风雨摧折，但只要根深，总能再发新芽。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树，长得再茁壮些。

八月，松江第一座灯塔在吴淞口点亮。夜航的船只，有了指引。

而大明的海疆，也在这一盏盏灯火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