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滨城，卫东总部，新设的“标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室是临时腾出来的小仓库，墙皮有些剥落，中间一张旧会议桌，围着八个人：杨秀娟是主任，陈师傅是顾问，小红是执行秘书，还有从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线选出的五位老师傅——王姐代表缝纫，刘大力代表裁床，沈厂长代表苏州，老李代表广州，整烫组的张师傅。桌上摊着三份文件：《卫东成衣工艺标准（试行版）》、《面料检验分级标准》、《生产追溯系统操作规范》，每份都厚达几十页，密密麻麻的表格、数据和手绘示意图。

“今天咱们就一件事，定标准。”杨秀娟开口，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滨城、苏州、广州，三地生产同样一件衣服，必须做到同一个品质。客人不管这件衣服是哪里做的，只管它是不是‘卫东’。所以，标准必须统一，执行必须严格。”

她拿起《成衣工艺标准》，翻到“袖窿缝制”一节：“滨城现在的标准，袖窿弧线误差0.3毫米内，针距0.4厘米，误差0.1毫米。广州报上来的数据，误差0.5毫米，针距误差0.2毫米。为什么？”

老李擦了擦额头的汗：“杨主任，广州的新工人，手还生。0.3毫米的误差，对熟手不难，但新手要练很久。而且咱们的计件工资，误差越小，速度越慢，工人收入就低。是不是……先放宽一点，等练熟了再收紧？”

“不能放。”陈师傅的声音响起，他左手还戴着护腕，但右手食指重重敲在桌面上，“差0.2毫米，看着不多，但两边的袖窿缝出来就不对称。客人抬手时，一边紧一边松，也许说不清哪里不对，但就是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是咱们自己砸牌子。”

“可是陈师傅，”老李争辩，“广州工人底子差，工资低，您要是按滨城的标准卡，次品率下不来，产能就上不去。总部给广州的任务是降成本，提产量，这标准一卡，两头为难啊。”

“降成本不是降标准。”杨秀娟接过话，“老李，我问你，广州现在次品率多少？”

“8%。”

“返工率呢？”

“15%左右。”

“一件衣服返工，浪费的时间、物料、人力，比一次做对多出多少？你算过吗？”杨秀娟翻开另一份数据，“滨城的次品率2%，返工率5%。一件衬衫，滨城从裁到成，平均四小时。广州报上来是五小时，但这是算了返工的时间。如果不返工，其实能压缩到四小时半。为什么宁肯花时间返工，不肯花时间一次做对？”

老李语塞。沈厂长在苏州那边，通过视频开口：“杨主任说得对。但我们也要考虑现实。苏州的工人大多是老手，广州多是新手。用同一把尺子量，对新人不公平。我建议，标准分级。一级标准对应熟手，二级标准对应新手。新手做出二级标准，就算合格，但拿一级的工资，必须达到一级标准。这样，既有台阶，也有奔头。”

“分级？”小红记录的手停下，“那衣服上怎么区分？客人买了件二级标准的衣服，穿起来不舒服，会怪我们标准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