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不同于单纯“搬运”的快感。

这是一种基于理解、融合与再创造的愉悦。

我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这种模式——以“先知”的旋律为骨，以我对这个时代、对合作对象的理解为肉，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册的出版流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有了第一册的轰动效应，第二册受到的关注度更高。

聂老和编辑部的老师们对我愈发信任，在保持作品核心风格不变的前提下，给予了我更大的创作自由。

我们一同商讨章节结构，推敲措辞，确保在“好玩”的同时，历史的主线脉络清晰无误。

读者的来信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被我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招待所的抽屉里。

闲暇时翻看，成了我最好的精神慰藉和动力来源。

我知道，我笔下那个有血有肉、会犯傻也会雄起的朱元璋，那个执拗得可爱的海瑞，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心里。

这种通过文字与无数陌生人建立连接的奇妙感觉，是任何版税数字都无法替代的。

名声带来的也不全是美好。

偶尔，我还是会被一些特别执着的记者或乐迷在红星生产社门口或者中戏校园里“堵”到。

面对镜头和追问，我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之道：保持礼貌，言简意赅，多谈作品，少谈个人，必要时露出属于十岁孩子的、略带腼腆的笑容，往往能化解许多成年人的步步紧逼。

陈先生和聂老也继续发挥着“防火墙”的作用，替我过滤掉大量不必要的干扰。

生活上，我愈发独立。招待所的房间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甚至还弄来了一个小电炉，偶尔会自己煮个鸡蛋或者下点面条，改善伙食。

我学会了去邮局给家里汇款、寄信，去银行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

父母在电话里的担忧渐渐变成了骄傲的絮叨，家里条件因我的收入而大为改善，父亲真的听从我的建议，将货车承包了出去，筹划着购买小客车跑客运，这让我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