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掉价吧?”小林猜测道,“我观察过,看守和监工对我们,虽然呼来喝去,动不动威胁要枪毙,但真动手打人的次数不多,除非偷懒被抓现行或者闹事。但他们打军官……尤其是以前军衔高的,那是真不手软!耳光都是轻的,有时候找个由头就上脚踹。咱们联队长,我听说就因为站队时慢了半拍,被一个排长叫出来,当着全联队俘虏的面,来回扇了好几个来回,脸都打紫了。”
高市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些底层士兵,虽然活重饭少,但除了个别脾气暴躁的看守,确实很少被专门针对性地殴打羞辱。而那些曾经的“太君”、长官们,却似乎成了北方军士兵某种特殊的“出气筒”或“娱乐对象”。
“可能是觉得打我们这些小兵没意思,显示不出他们的威风?”加藤惠苦中作乐地猜测,“打将军、打大佐,才有成就感?”
这个发现并没有让俘虏们感到多少安慰,反而增添了一种更诡异的屈辱感和阶级错位感。往日需要仰望、动辄对下属“八嘎”耳光伺候的长官们,如今成了最底层的受辱者;而他们这些曾经的“炮灰”,反而因为“不值得打”而获得了一种荒诞的“相对安全”。这种扭曲的境遇,进一步消磨着他们对旧有等级体系的敬畏,也让他们对未来的命运更加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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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声再次尖锐响起,打断了他们短暂的交谈。监工的吼叫声传来:“吃完了没有!吃完赶紧干活!今天任务完不成,晚饭减半!”
俘虏们慌忙将最后一点食物塞进嘴里,扛起沉重的工具,走向那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铁路路基。寒冷的空气中,只剩下铁锹镐头与冻土碰撞的枯燥声响,以及偶尔传来的、某个倒霉军官压抑的闷哼或哭泣声。希望如同远方的地平线,模糊而遥远,而荒诞的日常,仍在继续。
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疲惫不堪的俘虏们刚刚囫囵吞下那点可怜的午餐,正蜷缩在避风的土坎下试图恢复一丝力气。尖锐的集合哨却再次划破寒冷的空气。众人不敢怠慢,挣扎着起身,排成松散而歪斜的队伍,心里揣测着又要宣布什么严苛的新规定或是惩罚。
王营长背着手,蹬上一处稍高的土堆,旁边一个士兵递过来一个铁皮卷成的简易喇叭。他清了清嗓子,洪亮而带着某种刻意“通知”意味的声音通过喇叭扩散开来:
“都听好了!你们这群小鬼子!”
俘虏们下意识地挺直了些腰板,尽管眼神依旧麻木。
“我们北方军总司令部,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再次给你们那个狗屁政府发了通电!明确告诉他们,赎人的价码!老子明码标价,一个普通士兵,价格真不高!”王营长的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可是结果呢?你们那个据说‘切腹晕倒’的首相,还有你们的外务省、陆军省,统统装死!屁都没放一个!看来,你们在国内那些官老爷眼里,连这点钱都不值啊!”
这番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穿了俘虏们心底最后那层自我安慰的薄壳。尽管半信半疑——或许北方军在夸大其词?但一种更深的恐慌开始不受控制地在人群中蔓延。难道国内真的……放弃了他们?师团长们当初的保证,真的只是骗他们放下武器的谎言?
王营长很满意地看着底下渐渐骚动起来、脸色更加灰败的人群,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具蛊惑性:“不过呢,我们赵振总司令,是个讲道理、也给活路的人!看你们在这儿干耗着也不是办法。现在,有个机会!”
他顿了顿,确保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总司令决定,招募十万人,去外蒙古修公路、修铁路!去了那边,待遇不一样!每顿饭,管饱! 每个月,发一块大洋的工钱!只要你老老实实干活,不惹事,干满整整三年,期限一到,我们北方军说话算话,发路费,送你们上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