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柱示意他们进来：“坐。有什么问题？”

几个意大利军官互相看了看。最后，一个原工兵上尉开口，语气小心翼翼：“少校，遣返是……强制性的吗？”

办公室里所有北方军军官都愣住了。

“什么意思？”王铁柱问。

费拉里少校深吸一口气：“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想……留下来呢？”

“留下来？”王铁柱重复道，“作为战俘？”

“不，不是作为战俘。”费拉里少校急忙解释，“我的几个士兵问，能不能……申请移民？或者，劳务输出？他们在国内只是农民或者工人，回去之后可能又被征召入伍。而在这里……”他顿了顿，“他们学会了汉语，学会了种沙漠作物，有些人甚至跟你们的机械连学了修车技术。”

另一个原炮兵中尉补充道：“而且说实话，少校，我们在战俘营这三个月，吃得比在意大利军队里好，住得不比军营差，干的活至少有意义——我们修的路、挖的井、建的房子，都实实在在地留在这里。这比在希腊的山里或者北非的沙漠里为了一些我们不懂的理由打仗……感觉好多了。”

王铁柱和参谋们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荒谬感。

战俘不想回家，想留在敌国当移民？

“这个……”王铁柱揉了揉太阳穴，“我需要向上级请示。但你们要知道，遣返是两国政府的正式协议。我们无权扣留战俘。”

“我们明白。”费拉里少校点头，“但至少……能否帮我们问问？哪怕只是延迟遣返？或者，以‘自愿劳工’的身份？”

遣返前一晚，战俘营举办了一场“告别晚会”。

意大利战俘们用自制的手风琴、吉他和几把从北方军那里借来的二胡，组成了奇怪的乐队。他们演奏了意大利民歌，也演奏了这三个月来学会的中国曲子——《茉莉花》、《夜来香》。

北方军士兵们围坐在周围，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意大利战俘送的小礼物——手工雕刻的木骆驼、用弹壳做的打火机、写着中意双语感谢信的简易相册。

晚会高潮时，费拉里少校站起来，用中意混杂的语言说：

“这三个月……很奇怪。我们本来是敌人。但现在，我们要走了，心里却……很难过。”他顿了顿，“我们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回国后，可能还会被要求拿起枪。但至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对待，而是被当作……人。”

他看向王铁柱：“少校，请告诉你的士兵们。如果有一天，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了，如果我们都还活着……欢迎来意大利。我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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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里响起掌声，混杂着口哨和叫好声。不少意大利士兵在抹眼睛。

晚会快结束时，乔瓦尼下士——那个曾经嚷嚷“没有通心粉就活不下去”的年轻人——偷偷找到北方军炊事班长老王，塞给他一个小布包。

“王班长，这是……我妈妈的照片。”乔瓦尼的汉语磕磕绊绊，“如果我回不去了……至少，您留着。告诉她，我在这里……吃得很好。”

老王接过照片，看着上面微笑的意大利老妇人，张了张嘴，最后只是拍了拍乔瓦尼的肩膀：“回家去，自己跟你妈说。”

遣返当天清晨，一百多辆卡车在战俘营外排成长龙。

意大利战俘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北方军士兵的注视下，按营区顺序登车。气氛沉重得不像遣返，更像送葬。

费拉里少校最后一个上车。他站在卡车踏板上，回望这座他们亲手参与修建的战俘营——整齐的营房、菜畦里绿油油的作物、晾衣绳上飘动的衣物、还有那些站在营门口送行的北方军面孔。

王铁柱走上前，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什么？”

“你们的档案副本，还有……”王铁柱压低声音，“我们兵团后勤部开的证明，说你们这三个月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也许回国后能用上。”

费拉里少校打开纸袋，里面除了档案，还有一封信——北方军第九兵团司令部出具的正式文件，证明这些战俘在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积极配合管理工作”。

“另外，”王铁柱的声音更低了，“我们司令让我转告：如果将来……你们在国内遇到麻烦，可以尝试联系我们在瑞士的办事处。虽然不能保证什么，但……总是一条路。”

费拉里少校盯着那封信，手指微微发抖。他抬头，眼眶有些发红：“为什么？我们是敌人。”

王铁柱沉默了几秒：“因为我们司令说，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但打仗和死掉的，都是普通人。”他顿了顿，“上车吧。路还长。”

车队缓缓驶离时，许多意大利士兵从车厢里探出身子，朝后方挥手。北方军士兵们也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军人之间的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