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名字写下去时，窗外忽然刮了阵风，吹得日志哗哗响，像有人在翻页。

最后一个是黄师傅。

黄青山，土凹村最后一代“净阴人”，二十年前主持过井口封煞仪式，七日后暴毙家中，死前只留下一句话：“井没封住，是它放我们走。”

我把这三个名字按时间顺序补进册子，压在值班台最底层抽屉里，上面盖了一本普通排班表。

没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

但我知道，他们看见了。

当晚，我调了监控。

23:47，井口起雾，比往常浓。

雾里缓缓走出一道人影，穿现代殡仪工装，肩头还别着工牌——正是大嘴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

他光着脚，站定在队列最末，与其他七道影子排成一条直线。

然后，他轻轻点头。

不是对我，是对前面那些看不见的脸。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紧。

这不是幻觉，也不是记忆投影。

这是“认编”。

他接受了编号，成了序列里正式的一员。

第二天清晨，我去值班室取登记册，发现抽屉被动过。

册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多出一行字。

墨色很新，但笔迹苍老歪斜，像是用尽力气写下的：

“轮到我了。张建国，1983年入编。”

我愣住。

张建国？

名单上第一个“下井未归”的人，1956年接任，距今快七十年了。

怎么会……现在才“入编”？

我猛地想到什么，冲去人事档案室翻老排班表。

2023年10月17日夜班，原定是我单独值守。

可新贴出的排班表上，第二栏赫然写着：

张建国。

姓名后面没有工号，没有部门，只有一行手写备注：“临时返岗，家属知情同意。”

我盯着那名字，寒意从脚底爬上来。

张建国早已不在人世。可现在，他回来了。

而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他的儿子，韩小川，是我上个月在旧档案袋里见过的名字。

一份退档的守夜申请书上，申请人写着“韩小川”，审批意见栏却是父亲的笔迹：“不准。我不死，你就不能下井。”

那天我没多想。

但现在，我忽然记起，那封申请书的附件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父子俩站在井台边，父亲搂着儿子，笑得很勉强。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当时我没看清。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父亲写的：

“我对不起他，没能活着听他叫我一声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