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喊的名字太真，”他对凡子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心也空了，三兄弟认他作‘口’。”

凡子问：“什么意思？”

黄师傅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像在看一具将死未死的人。

“不是他在穿鞋，是鞋在穿他。”他说，“这身白布，二十年前就给‘下一任’量好了。唤名不是请仙，是交契。你兄弟……已经不是主事的了。”

我没反驳。

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从我脱不下鞋那一刻起，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可我还是得查。

我翻出旧锅炉房的钥匙，藏在床板底下。

那里有堵夹墙，夹着几十年前的残档。

我记不清为什么要去找，只觉得——

有些事，得亲眼看见才行。

钥匙冰凉。

我攥在手心，掌纹都被硌出了印。

我攥着那把钥匙，指节发白，像是攥着一根从尸骨里抽出来的铁条。

锅炉房在殡仪馆最西头，早年烧火化炉用的，九十年代就停了，后来连房顶都塌了一半，没人愿意去。

可我知道，那堵夹墙在，几十年的旧档，能藏的不能藏的，全塞在里面。

我走得很慢，右脚每迈一步，都像踩进冻土深处。

那种冷不疼，但沉，压得整条腿发麻，仿佛底下不是水泥地，而是井底淤泥。

走廊灯一闪一闪，照得影子断断续续。

我忽然不敢回头——不是怕看见什么，是怕看不见我自己。

锅炉房门锁锈死了，我用钥匙撬了十分钟，指甲缝里渗出血丝。

门“吱呀”一声开条缝，霉味扑面而来，混着煤渣和陈年纸灰的气息。

我摸黑进去，手电筒光柱抖得厉害，照见墙角堆着几摞发黄的登记册，字迹洇水，像哭过一场。

夹墙在灶台后面，得扒开半堵碎砖。

我徒手挖，砖缝里的灰簌簌落进衣领，痒得像有虫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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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到第三层，手突然碰到个硬壳纸袋。

抽出来时，纸角脆得一碰就裂。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泛黄，边角卷曲，像是被水泡过又晾干。

1987年春节，殡仪馆大院里拍的合影。

穿棉袄的、戴帽子的，站成三排。

前排是干部，中间是职工，后排……站着三个瘦小的孩子。

都穿着白布鞋。

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针脚，鞋面都绣着“长命百岁”四个字，歪歪扭扭，像谁一针一针缝进去的诅咒。

他们站在最边上，没笑，也没站直，像是被硬拉进来充数的。

其中一个，右耳后有一道疤，月牙形，暗红。

我摸上自己的右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