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景象，让我的心再次揪紧。墙壁是粗糙的黄土，没有任何粉刷，上面贴着一些孩子们画的稚嫩的画和歪歪扭扭的汉字。课桌是高矮不一的长条木板，用石头垫着腿。凳子更是五花八门，长条凳、独凳，甚至还有几块表面磨得光滑的大石头。

光线昏暗，只有窗户上钉着的塑料布透进模糊的光。没有电灯，我甚至怀疑这里是否通了电。

最让我触动的，是黑板。那甚至不能称之为黑板，只是一块用墨汁勉强涂黑的木板，已经斑斑驳驳，很多地方露出了木头的原色。周明用的粉笔，是那种最廉价的，一写就掉渣，在黑板上留下淡淡的、几乎看不清的痕迹。

我仿佛能看到，周明就站在这块模糊的黑板前，用已经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地向下面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们，传授着知识，描绘着山外面的世界。而孩子们，就挤在这些破旧的桌椅石凳上，仰着小脸，努力地辨识着黑板上的字迹，眼睛里闪烁着光。

那是渴望的光。

“条件差，让林县长见笑了。”周明的声音带着歉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我走到一块石头“凳子”前，伸手摸了摸那被磨得光滑的表面，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传来。可以想象，有多少个孩子，曾坐在这冰冷的石头上，度过他们的求学时光。

“孩子们……上学都方便吗？”我想起了路上那个赤脚跋涉的小女孩。

周明和杨支书对视了一眼，杨支书叹了口气，接过话头：“方便啥啊。近点的村子，走个把小时。像野猪沟那边的，天不亮就得起床，翻山越岭走两三个钟头。碰上雨雪天，根本来不了。很多娃，路上摔了碰了是常事，还有些……走着走着，就不来了。”

他的话，和司机李卫国说的如出一辙。现实，往往就是这样重复而残酷。

“为什么不多请几个老师？”我问周明。

周明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磨损严重的旧皮鞋，声音更低了：“申请过很多次了。可……我们这里太偏太苦，没老师愿意来。偶尔分来一个，待不了几个月，就想办法调走了。”他顿了顿，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我是本乡人，师范毕业后回来的。我走了，这些娃……就真没人管了。”

我是本乡人，我走了，这些娃就真没人管了。

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沉甸甸的、近乎本能的责任。这个看起来瘦弱、甚至有些文弱的年轻人，用他的坚守，独自扛起了这七十多个孩子启蒙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