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更为规律，也更为沉闷。

每日清晨七点半，我准时踏入那栋略显陈旧的省政府大楼，在门卫处出示工作证——那张薄薄的卡片是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获得的身份象征。

“林科员，早啊。”门卫老张已经认识了我，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

“您早。”我点头回应，乘上那部运行起来吱呀作响的老旧电梯，来到五楼的政策研究室。

我的工位在办公室最里侧，靠窗，桌上除了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便是堆积如山的各类文件。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整理各地市报送的材料、撰写常规性的政策分析报告、为领导讲话提供数据支持。

日子如水般流淌，转眼已是一九九零年的春天。

这天下午，我完成了手头关于“乡镇企业转型发展”的简报，正准备去资料室查阅最新统计年鉴，办公室主任张明远走了过来。

“致远，这份材料你校对一下，明天要报给李副主任。”他将一叠厚厚的文件放在我桌上，语气平淡却不容拒绝。

我看了眼墙上的时钟，下午四点二十五分。这意味着我又要加班了。

“好的，张主任。”我微笑着应下，内心却泛起一丝苦涩。

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作为科室最年轻的科员，端茶倒水、校对文件、跑腿送材料似乎成了我的本职工作。而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往往轮不到我。

陈默听说我的处境后，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不叫研究政策，叫服务政策。”

我无奈地笑笑，没有反驳。

校对工作比预想的更为繁琐，直到晚上七点，我才完成最后一页的核对。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省政府大院亮起零星的灯光。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连灯都懒得开，直接倒在床上。这套一居室的老房子是父母几乎动用了全部积蓄为我租下的，虽然简陋，却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容身之所。

黑暗中，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忽然想起大学时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那时的我，曾豪情万丈地想要改变世界。

现在的我，连校对一份文件都要战战兢兢。

这种落差让我感到窒息。

第二天是周六，我决定去探望王老师。

王老师去年退休后，一直住在城西的老房子里。我买了些水果，乘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那片熟悉的教职工住宅区。

敲开门时，王老师正在阳台上修剪盆栽。见到我，他眼镜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致远？快进来快进来！”

屋内的陈设一如既往的简朴，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一幅“桃李满天下”的书法作品，那是我们那届毕业生送的。

“怎么样，在政策研究室还适应吗？”王老师为我泡了杯茶，关切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