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陈默和赵瑞龙看。

陈默看完后很兴奋：“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一直想表达的！”

赵瑞龙却嗤之以鼻：“漂亮话谁都会说。你让周副秘书长去下面待三个月，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这话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

几天后，我们班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辩题是“理论与实践哪个更重要”。陈默是正方一辩，赵瑞龙是反方一辩，我是评委。

陈默的立论很精彩，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赵瑞龙的反驳很犀利：“请问对方辩友，你吃过猪肉吗？你懂得养猪的理论吗？但这妨碍你吃猪肉吗？”

台下哄堂大笑。

辩论进行得很激烈。最后，陈默使出了杀手锏：“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能成功吗？”

赵瑞龙不慌不忙：“那我请问，是马克思先写的《资本论》，还是工人先开始的罢工斗争？”

辩论没有结果。作为评委，我投了弃权票。

“你怎么不表态？”结束后陈默问我。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我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插秧。他说：“读书人总说密植增产，但太密了不透风，反而会减产。”

也许，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像插秧，需要找到合适的密度。

第二天，我去找系里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解惑。他听了我的困惑后，笑了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实践论》。

“毛主席早就说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他在纸上画了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理论和实践就是这样相互促进的。”

“可是现实中......”

“现实中确实有脱节，”老师收起笑容，“但这正是你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