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的课堂，理论的味道越来越浓，但与实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那是个周二的上午，《政治经济学》课上，白发苍苍的教授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所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遵循价值规律......”

赵瑞龙在下面小声嘀咕：“我父亲说，现在下面都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谁还管什么价值规律。”

陈默认真地记着笔记，偶尔抬头提问：“教授，如果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教授推了推眼镜：“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

我望着窗外，想起调研时见过的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不懂什么价值规律，只知道饭碗没了。

下课后，我们三人难得地一起去食堂。路上遇到了沈清薇，她手里拿着一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这本书很有意思，”她说，“把理论和社会现实结合得很好。”

赵瑞龙不以为然：“理论都是马后炮。真正做事的人，谁按书本上来？”

这话引发了一场争论。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陈默反驳。

“但脱离实际的理论是苍白的。”赵瑞龙针锋相对。

沈清薇轻声说：“也许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平衡。”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食堂。我们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吃边聊。

“我舅舅最近在搞乡镇企业，”赵瑞龙说，“你们知道他最头疼什么吗？不是理论问题，是供电局卡脖子，是原料涨价，是工人要涨工资。”

“但这正好说明需要理论指导啊，”陈默说，“比如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得了吧，”赵瑞龙打断他，“那些理论在我舅舅那里就是废纸。他靠的是请客送礼，是关系网。”

我一直没说话。直到吃完饭，我才开口：“我父亲常说，稻子不是靠书本知识长出来的，是靠双手种出来的。”

下午没课，我去了图书馆。在期刊阅览室，我无意中看到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面有一篇周汝信副秘书长的文章：《论改革开放中的理论与实践》。

文章写得很有见地，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段：“.....。我们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一种是实践脱离理论的盲目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