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
九江码头人声鼎沸,苦力扛着麻袋在跳板上来回穿梭,难民裹着破旧棉被蜷缩在货堆旁,日军的刺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光。周明心安排的是一艘运煤的驳船,船主收了双倍价钱,将众人藏在底舱的煤堆后面。
“忍一忍,到武汉就好了。”周明心递过湿布,“捂住口鼻,煤尘伤肺。”
驳船缓缓离港,逆流而上。底舱闷热昏暗,只有几个通风口透进光线和空气。煤尘在光柱中飞舞,落在人身上很快变成黑灰。陈景澜被安置在相对干净的角落,老郑守在一旁,用湿布擦拭他脸上落下的煤灰。
沈知意靠在煤堆上,看着通风口外掠过的江岸景色。安庆已远,九江渐逝,前方是更漫长的航道。贴身收藏的金色小珠在煤尘中依然温热,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
徐砚深坐在她对面,肋下的伤让他无法久坐,只能半躺着。杜清晏用随身带的纸笔记录着什么,偶尔咳嗽几声。顾知远和程静渊低声交谈,讨论着到武汉后的行动计划。
“还有六个小时。”周明心看了看怀表,“如果顺利,晚上九点能到汉口码头。”
“码头检查严吗?”陈景明问。
“严。”周明心坦言,“但沈先生已经打点好了。汉口宁波同乡会馆的赵理事是咱们的人,会以‘接收难民技工’的名义接我们下船。”
“沈先生?”沈知意抬头。
“你二哥,沈知默。”周明心微笑,“他三天前就到武汉了,沪江机器厂的中转站设在同乡会馆后院,很安全。”
听到二哥的消息,沈知意稍稍安心。沈知默做事向来稳妥,有他在,至少有个落脚点。
驳船在江上平稳航行。下午五时许,远处传来飞机引擎声。众人透过通风口望去,三架日军轰炸机从东面飞来,朝武汉方向飞去。
“又是空袭。”一个水手在甲板上骂骂咧咧,“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938年3月的武汉,已是日军空袭的常袭目标。虽然大规模空战要到4月29日才爆发,但日常骚扰从未间断。
傍晚七点,天色渐暗。驳船驶过黄石江段,前方隐约可见灯火——武汉三镇到了。
“准备下船。”周明心起身,“都抹点煤灰在脸上,像苦力。”
众人依言而行。沈知意将长发盘起塞进帽子,脸上抹了煤灰,看起来像个瘦弱的少年。徐砚深和杜清晏本就衣着朴素,稍作伪装就像码头工人。
晚八点四十分,驳船靠上汉口江汉关码头。码头上探照灯扫射,日军哨卡林立。船刚停稳,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汉奸就跳上船:“检查!所有人都下船!”
众人混在苦力中下船。沈知意低着头,跟着队伍缓慢移动。哨卡前,日本兵挨个检查良民证,翻看行李。
轮到他们时,周明心上前递过一叠证件,用日语说:“太君,这些是宁波同乡会馆招的技工,有批文。”
日本兵检查批文,又用手电筒照了照众人的脸。沈知意屏住呼吸,手在袖中握紧金色小珠。
就在这时,码头另一头突然传来喧哗声。几个难民与汉奸发生冲突,推搡中撞翻了货箱。日本兵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挥手示意他们快走。
“快!”周明心低声催促。
众人快步穿过哨卡。刚走出五十米,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迎上来:“周小姐,这边。”
他是宁波同乡会馆的赵理事,五十多岁,圆脸微胖,看起来像个普通商人。他带众人拐进小巷,七绕八拐,二十分钟后抵达同乡会馆。
会馆是典型的江南建筑,白墙黑瓦,门楣上挂着“四明公所”的牌匾。进入后院,穿过月亮门,眼前豁然开朗——三进院落,厢房整齐,院中还有口古井。
“知意!”
沈知默从正堂快步走出。他比在上海时瘦了些,但精神尚好,穿着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仍是那个精明的银行家模样。
“二哥!”沈知意眼眶发热。
沈知默打量妹妹,眼中闪过心疼,但很快恢复镇定:“来了就好。各位,里边请。”
正堂已备好热水、干净衣物和简单饭菜。众人洗漱换衣,终于摆脱了满身煤灰。林静云立即为徐砚深检查伤口,重新上药包扎。
“肋骨折裂处有轻微感染,但不算严重。”林静云处理完毕,“需要静养两周,不能剧烈活动。”
徐砚深苦笑:“恐怕没这个时间。”
饭菜是宁波口味的咸菜、米饭和鱼汤,虽然简单,但对连日奔波的人来说已是美味。吃饭时,沈知默介绍了武汉目前的情况:
“沪江机器厂的中转站设在这里,名义上是为内迁工厂转运设备,实际是地下联络点。重庆那边,大哥已经安顿好了,部分设备已开工,生产前线急需的军械零件。”
他顿了顿,看向沈知意:“父亲有消息了,他和母亲(继母)已安全抵达重庆,让你不必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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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意点头,心中稍安。
“说说正事。”程静渊放下筷子,“师门的人到了吗?”
“到了。”沈知默说,“安排在隔壁院子。我去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