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北贫民巷回来之后的第三天，我去了东市的观涛茶楼。

秦楼劝我缓一缓再去。他说大人连续跑了两家，每一家都碰了一鼻子灰，不如先歇两天，把陈大人案子的线索理一理。我说不用。不是不累，是不敢歇——千冤镜这几日安静得反常，既不震也不鸣，像是暴风雨前那种压着气的死寂。我越是在意这面镜子为什么沉默，它就越沉给我看。

观涛茶楼在东市尾巴上，紧挨着护城河，是那种不上不下的地方——有钱人嫌它寒酸，穷人也进不起，主要做小商人、衙门书吏和落魄文人的生意。茶楼有两层，楼下是大堂，摆七八张方桌，楼上隔了雅间。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了琵琶声，弦拧得不算好，但弹的人手上有功夫，把一首寻常的《月儿高》弹出了几分不平整的味道——不是技艺不行，是故意在每个转音上慢了半拍，好好的圆润曲子被拉出了棱角。

茶博士引我上了二楼，在最靠里的角落坐下。琵琶声停了一会儿，换上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曲子，调子很慢，像是在低低地讲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我顺着声音望过去——隔着珠帘，隔壁雅间的窗边坐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一件半旧的鹅黄衫子，袖口绣着褪了色的缠枝莲花样，低着头调弦，半个身子隐在帘子后面，只露出一截白净的侧颈和握着琵琶颈的那只手。

“那就是苏姑娘。”茶博士压低声音，“两年前来的，一手琵琶弹得极好，就是脾气怪，客人点曲子她从来不唱，只弹。给的赏钱多了她也不谢，给少了她也不恼。有人背后说她——”

他话说到一半，楼下有人喊添水，他哈着腰走了。

我在帘外站了片刻，没有直接进去。千冤镜这次给我看的画面不算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富丽堂皇的宅院，门上挂着“苏宅”的匾额，匾额上蒙着大红绸子，像是刚挂上去的。另一个是同一扇门，匾额被人砸成了两半，门槛上泼着馊水和烂菜叶，门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老骗子。

这两个画面之间，不过三年。

“客官既然来了，何必站在帘子外面？”雅间里传来一个声音，不冷不热，像凉透的茶。

我掀帘进去。苏晚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又落回到琵琶上。她的五官生得很清秀，眉眼之间有一种不该出现在卖唱女子脸上的东西——不是傲气，是警惕。那种警惕不是害怕，是一个曾经站在高处又跌下来的人，对所有人的审视。你第一眼看她觉得是疏离，第二眼才读出来——那是受过伤的人在自己周围拉了一圈看不见的铁丝网。

“大人是衙门的人。”她说，语气笃定。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认出来了，但她的辨认方式和魏家娘子不同——魏家娘子靠的是长期和狱卒打交道磨出来的直觉，苏晚靠的是另一种东西。她的眼睛从我进门开始就一直在观察：我的步伐、我的站姿、我的衣领、我袖口露出的半截手腕。那不是一个卖唱女子看人的方式，那是一个在生意场上长大的人的本能。

“大理寺，晏瓷。”我报了姓名，在她对面坐下，“你父亲苏茂才的案子在重审名录里，我来问问情况。”

她听到父亲的名字时没有任何反应，手指继续拨着弦，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

“他死了。”她说，像在陈述天气。

“我知道。案卷上写着，苏茂才被判流放三千里，途中病故。”

“病故。”她把这两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笑，更像是某种讽刺的标点符号，“我爹这辈子最会的就是骗人。他骗过买主，骗过同行，骗过官差，连死都骗了我——流放出发前他托人带话给我，说囡囡你放心，爹身子骨硬朗，三千里路走不死。结果走到第二年开春，人没出省就没了。”

她把琵琶放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护城河，河水浑黄，漂着几片烂菜叶和一只翻了肚皮的死鱼。她看了那条死鱼很久，忽然转过身来，双手交叠在身前，姿势和魏家娘子有几分相似，但比魏家娘子多了一层东西——一层经过了打磨的、刻意的规矩。

“大人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爹的事，我都知道。”

苏茂才的案子比周平和魏大勇的都大。永昌十三年，京城最大的药材商苏茂才被查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将发霉的党参用硫磺熏白了当新货卖，将不值钱的树皮磨碎了掺进三七粉里，整整做了五年，骗了京城半数以上的药铺和医馆，牟利不下十万两。

最恶劣的一桩，是城南惠民堂从他手里进了一批“上等天麻”，给一个中风的老人煎服，老人服后呕吐不止，当夜就没了。惠民堂的坐堂大夫查验药材，发现那根本不是天麻，是用马铃薯干伪造的。老人死后，其子在衙门口跪了三天三夜，额头磕出血，才把状子递了进去。

案子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的，牵连出京城药材行的黑幕一大片，从药商到牙行到管市的吏目，一撸到底，光是流放的就有十几号人。苏茂才作为首犯，家产充公，杖八十，流三千里。案发时苏晚十七岁，她母亲早逝，家中只有她一个女儿，苏茂才宠她宠得全京城都知道——每年她过生日，苏茂才都要在东市最大的酒楼摆三天的流水席，请全城的药商来吃酒，连门口的乞丐都能分到一碗红烧肉。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爹被抓那天，我刚从绣庄回来。”苏晚重新坐下来，把琵琶抱在怀里，手指按着弦却不弹，只是无意识地来回拨弄，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像是弦在替她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推开门，满院子都是差役，翻箱倒柜的，把我爹的书房翻了个底朝天。我爹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按在院子里，脸贴着地砖，额头上全是血。他看到我进来，喊的不是‘我冤枉’，也不是‘别打我’——他喊的是，‘别动我闺女，跟她没关系’。”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用指甲拨了一下最细的那根弦，发出一声尖锐的单音，像针尖划过瓷盘。

“我爹不是好人。他骗了人，他造了孽，他赚的每一文钱都是脏的。他该罚，流放三千里是他应得的——大人，我从来没替他喊过一声冤。我娘活着的时候是个老实人，开个绣坊做女红，每一针每一线都对得起良心，我爹在外面干那些勾当她到死都不知道。我从她那里学到一件事：人做错了事就该认。”

她突然把脸转过来看着我，眼睛里有火苗在跳，不是愤怒的火，是委屈的火，烧了很久、闷了很久、找不到出口的那种。

“可我不明白的是另一件事——他骗的是那些人，不是我。他造的孽是他自己的，不是我。为什么他做的恶，到头来全算在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