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许昌的那天，司马懿塞给他一枚不起眼的铜符，上面刻着一个“隐”字。“拿着它，到了河北，自然有人联系你。”他拍了拍袁熙的肩，力道不重，却让袁熙浑身一颤，“忘了告诉你，你在囚室里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记着呢。若你敢耍花样……”

后面的话，司马懿没说，但袁熙比谁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回到袁绍阵营的三个月，袁熙像戴着一副精致的面具。他对父亲恭敬孝顺，对兄长袁谭、弟弟袁尚谦逊有礼，甚至主动请缨到前线效力，一副洗心革面、想为家族分忧的模样。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面具之下，是早已被恐惧蛀空的躯壳。

夜里，他总做噩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那间囚室，司马懿拿着布防图，逼他指出袁绍军的粮仓位置；梦见自己被剥去衣服，像牲畜一样被羞辱；梦见董牧坐在高台上，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漠然——那种漠然，比任何惩罚都让他恐惧。

白日里，哪怕是听到“许昌”“董牧”“司马懿”这几个字，他都会下意识地发抖，需要用力掐着掌心才能稳住神色。有一次，袁谭无意中提起“司马懿的计策倒是毒辣”，袁熙手中的酒杯“哐当”落地，酒水溅湿了衣袍。

“你怎么了？”袁谭皱眉，眼中闪过怀疑。

“没、没事。”袁熙慌忙擦拭，声音发颤，“只是手滑了。”

他知道，父亲和兄长都在怀疑他。一个在敌营待了八个月的人，怎么可能安然无恙？袁绍虽赏了他玉佩，却从未让他接触核心军务；袁谭更是明里暗里地试探，总想抓住他“通敌”的把柄。

这种猜忌，反而成了他最好的掩护。他表现得越是小心翼翼，越是渴望证明自己，袁绍父子就越觉得他是因为受了刺激，变得胆小怯懦，而非真心归顺了董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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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独处时，袁熙才会拿出那枚铜符，对着灯火反复查看。铜符的边缘已被他摩挲得光滑，冰冷的触感总能让他想起司马懿的话。他恨这枚铜符，恨它像一个烙印，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屈辱和背叛；可他又不敢扔掉——他怕，怕司马懿的眼线无处不在，怕那间地窖的黑暗再次将他吞噬。

这日，帐外传来一阵轻叩，节奏是三短一长——这是司马懿约定的暗号。袁熙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屏退左右，颤抖着打开帐门。

门外站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兵，穿着袁绍军的军服，脸上带着一道疤痕。“公子，这是夫人从中山郡捎来的信。”小兵递过一个油纸包，眼神平淡，仿佛只是在传递普通的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