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场馆东侧的“老榕城记忆”展区，是整个会场最“慢”的角落。没有闪烁的电子屏，没有喧闹的音乐，只有两排刷着米白色漆的旧木架，架上摆着搪瓷缸、黑白电视机、二八自行车模型，甚至还有一张泛黄的1985年榕城市区地图。展区入口处，一棵用藤条编织的“老榕树”蜿蜒伸展，枝叶间挂着红色灯笼，灯笼上写着“东街口”“三坊七巷”“达明路”——都是榕城人耳熟能详的老街名。

郑秀莲站在“老榕树”下，身上穿的宝蓝色提花旗袍熨得平平整整，领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是她结婚三十周年时老伴送的。她手里握着一把檀香扇，偶尔轻轻扇两下，扇面上“榕城十景”的工笔画随着动作微微晃动。此刻她正围着一群游客，声音清亮却不张扬：“你们看这搪瓷缸，上面印的‘榕城罐头厂’，当年可是咱们这儿的大厂！我年轻时在那儿当检验员，每天下班都能闻到车间里飘来的橘子香，那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游客们听得入神，有人指着木架上的黑白电视机问：“郑阿姨，这电视还能看吗？”郑秀莲笑着摇头：“早就不能看啦，这是我家第一台电视，1988年买的，花了我三个月工资。那会儿邻居都来我家看电视，客厅里挤得满满当当，孩子们坐在地上，连门槛上都有人扒着看。”她伸手轻轻摸了摸电视机外壳，眼神里满是温柔，“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买了大彩电，这台旧电视就被挪到阳台，直到去年收拾老房子，才想着把它拿来展览——让年轻人也看看，咱们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没人知道，这个把“老榕城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郑秀莲，是榕城有名的“收租婆”。她名下有五套老城区的房子，每月十五号，租户们会准时把租金转到她的账户上。老伴去世后，孩子们劝她搬去高档小区住，她却不肯：“老房子里有回忆，邻居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街坊，搬去新地方，我睡不着。”这次嘉年华，她主动找到主办方，说要办“老榕城记忆”展区，所有展品都是她从家里和老街坊那儿“淘”来的，连展区的布置，都是她带着两个老邻居一起动手弄的。

“郑阿姨，该休息会儿了，喝口水吧。”志愿者小张递过来一杯温茶水，郑秀莲接过，刚抿了一口，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连帽衫、戴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慢悠悠地晃了进来。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不耐烦的表情，正是吕飞。

吕飞会来当志愿者，纯粹是因为跟朋友打赌输了。前几天他和几个发小在网吧打游戏，有人提议“谁输了谁就去嘉年华当一天志愿者，还得拍视频发朋友圈”。吕飞手气差，连输三把，只能不情不愿地来了。早上来的时候，他还跟朋友吐槽：“不就是站一天嘛，有什么难的，反正我也没事干。”

可真到了展区，吕飞才觉得无聊。他被安排在入口处引导游客，可他连展区里摆了什么都没仔细看，只是靠在“老榕树”的藤条上，低头刷着手机。游客问他“老照片在哪儿看”，他头也不抬地指了指里面：“自己找去，没看见我忙着呢。”小张看不过去，提醒他“态度好点”，他也只是翻了个白眼，继续刷手机。

“你们再看这张地图，”郑秀莲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比刚才多了几分感慨，“1985年的榕城，就这么大一块地方。那会儿东街口还没有天桥，公交车只有三条线，我从罐头厂下班，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冬天天寒地冻，路上全是冰，我就揣个热水袋，边走边跺脚，可心里踏实——知道家里有热饭等着，有孩子等着。”

吕飞无意间抬了抬头，看见郑秀莲正指着那张泛黄的地图，身边围的游客更多了。“那会儿的人啊，日子过得苦，可都有股劲儿。”郑秀莲继续说，“我邻居王大爷，腿有残疾，不能去工厂上班，就自己在家编竹篮，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编，编好了就去市场卖。有一次我问他‘累不累’，他说‘累啊，可一想到能给孩子攒学费，就不觉得累了。人活着，总得有点事儿干，不能光等着别人喂’。”

“不能光等着别人喂”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猛地砸进了吕飞的心里。他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放下了手机。他想起自己这几年的日子：大学毕业后没找工作，每天在家打游戏、睡懒觉，房租靠爸妈给，零花钱靠爷爷奶奶补贴。上个月爸妈让他去面试，他去了一趟，跟面试官聊了没十分钟就回来了，说“那工作没意思，每天要早起”。妈妈气得哭了，说“你都二十五了，能不能有点出息”，他却反驳“家里又不缺我那点工资，急什么”。

“以前的人，就算日子再难，也想着自己找活路。”郑秀莲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记得有一年闹饥荒，我妈就去郊外挖野菜，回来跟玉米面掺在一起做饼子，虽然咽不下去，可她总说‘有饼子吃，就饿不死，饿不死就能等好日子来’。现在日子好了，可有些人反而没了那股劲儿，总想着靠别人，靠父母，可父母能靠一辈子吗？”

小主，

吕飞的脸突然有点发烫。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上还留着打游戏磨出的茧子，再想想郑秀莲说的“自己找活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难受得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每天浑浑噩噩的日子，好像真的有点不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