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崖注意到，图表上确实显示了1948年左右的几条新连线，连接着林致远、陈望溪和几个标记为“未知”的节点。这证实了她之前的推测——在学会解散二十多年后，核心成员仍有秘密联系。

“档案发现”小组的汇报最令人惊喜。徐明指导的这个小组，在市级档案馆发现了一批1950年代的“思想动态简报”，其中有多处提到“前新梦成员”。虽然大多是负面评价，但提供了官方视角下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学生代表展示了几张照片，“我们在档案馆的地下室发现了几个未编目的文件箱。经过申请，我们获准查阅。里面有一些1950年代的个人检讨材料，其中一份的作者承认自己‘曾受新梦错误思想影响’。虽然是从批判角度写的，但其中透露了一些新梦活动的细节。”

这个发现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关注。一位老教授提问：“这些材料对重新评估新梦历史有什么价值？”

徐明代为回答：“它们提供了多维度的历史证据。以前我们主要依靠新梦成员自己的记录和回忆，这些官方材料虽然带有时代烙印，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评价体系。对比不同来源的材料，能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更立体的理解。”

“海外连接”小组的汇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Sophie在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小组联系到了三位新梦成员的后代——一位在澳大利亚，一位在新加坡，一位在加拿大。他们都分享了家族保存的记忆碎片。

澳大利亚的那位后代说：“我祖父很少谈论过去，但他留下了一箱子书，很多都有顾明轩的签名。祖父说，那些书教会他‘独立思考比盲聪更重要’。”

新加坡的后代提供了一张珍贵照片：1965年，几位流散东南亚的前新梦成员在新加坡的合影。“他们每年聚会一次，讨论时局，回忆往事。直到1970年代，随着年事已高才逐渐停止。”

各小组汇报结束后，林青崖做了简短的总结发言。

“同学们展示了历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她说，“口述历史让我们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数字人文让我们看到关系的模式，档案发现让我们接触原始的记录，海外连接让我们理解历史的流散。每一种方法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将这些视角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接近更完整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