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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在5050点附近震荡。

距离收盘还有十分钟。

屏幕右下角弹出新闻快讯：“纳斯达克今日再创新高，分析师看好后市突破5200点……”

高军已经恢复了平静，正和赵振通电话：“对，暂时安全。但周末要安排人值班。”

我站起来，走到墙边的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

写下三个日期：

3月13日（周一）

3月14日（周二）

3月15日（周三）

“这三天，”我转身对房间里所有人说，“所有人取消一切安排。吃住都在公司。”

高军挂了电话，眉头紧锁：“浩彣，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

“直觉。”最终我说。

这不是真话，但这是唯一能说的。

下午四点整（北京时间凌晨五点）。

纳斯达克收盘。

5048.62点。

历史最高收盘价。

我们的浮亏：2,800,000美元。

比最高点时减少了三十五万。

高军长舒一口气，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至少撑过今天了。”

我没有接话。

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个数字——5048.62。

像一座墓碑，镌刻着互联网泡沫最后的光辉。

3月11-12日，周六日。

纳斯达克休市。

但整个北京城都在谈论那个数字。

公司前台小雨周一早上兴奋地说：“我爸昨天吃饭时说，他同事的儿子在纳斯达克赚翻了！”

高军从外面回来，带回一沓财经报纸。

头版全是狂欢：

“.c*o*m时代永不言顶！”

“纳斯达克5000点：新世界的起点”

“专访传奇投资者：这只是开始”

我把报纸扔进垃圾桶。

2000年3月13日，周一，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交易室。

六块屏幕全部亮起。

高军、赵振、王工、还有从武汉紧急召回的两名技术骨干，全部就位。

空气里有泡面、咖啡和某种一触即发的紧张。

“盘前数据。”高军盯着屏幕，“纳斯达克100期货跌1.8%。”

“原因？”

“日本早盘科技股大跌。另外，《巴伦周刊》今早发了篇报道，质疑互联网公司盈利能力。”

赵振推了推眼镜：“这种程度的利空，平时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但现在是泡沫顶端。”我说，“任何裂缝都会引发雪崩。”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距离开盘还有半小时。

高军接到美国交易员的电话，脸色逐渐凝重。

“有几家对冲基金在大量抛售科技股现货。”他捂住话筒对我说，“思科、英特尔、微软……都是权重股。”

“数量？”

“至少十亿美元级别的卖单。”

我看向屏幕。

纳斯达克100期货跌幅扩大到3.4%。

开盘前最后三十分钟。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三十分。

开盘。

没有通常的跳空高开或低开，而是直接一条垂直向下的直线。

5048（上周五收盘）→5000→4950→4900。

像一把刀从山顶直插谷底。

交易室里的电话开始密集响起。

第一通是赵振的法律团队：“田总！浮亏在快速减少！180万……120万……80万……”

第二通是王工的技术组：“好听音乐网服务器遭到DDoS攻击！峰值流量12G！已启动备用线路！”

第三通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声音亢奋到失真：“浩彣！！！《Baby》电台点播率冲进全美前三！！！Jive唱片说要追加宣传预算！！！”

我同时处理三条线：

“继续持有，不平仓。”

“服务器必须保住，启动最高级别防护。”

“宣传按原计划，不要受市场影响。”

挂了电话，我看向高军：“现在浮亏多少？”

高军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

“60万……20万……转正了！”

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浮盈多少？”

“200万美元。”

一夜间，从浮亏300万到浮盈200万。500万美元的波动。

四千多万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开盘后十五分钟。

北京时间次日凌晨两点。

指数跌破4700点。

单日跌幅超过7%。

我们的浮盈：10,000,000美元。

交易室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和屏幕上瀑布般倾泻的红色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