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最后一天的深夜，我从县城启程回京。

模考的过程简单到几乎记不住细节——试卷，答题，交卷。

监考老师看到准考证上的出生年份时多看了我两眼，大概是惊讶于这个1984年出生的考生脸上的疲惫。

我没有解释，只是安静地写完每一道题。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三种解法让阅卷组的老师后来专门找到学校，但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这次的返程十分仓促——仓促到必须连夜启程，要在一早到达成都火车站。

这次的返程也十分漫长——漫长是因为从成都到北京西的火车需要三十一小时四十分钟。

我也需要在这个漫长的路程中去决定一些事情。

十点五十分，汽笛拉响，绿皮火车缓缓驶离湿漉漉的成都站。

起初，窗外是川西坝子深秋的润绿，水田如镜，倒映着灰白的天光。

午后，车开始吭哧吭哧地爬坡，窗玻璃上聚起薄薄的雾气——秦岭到了。

隧道一个接一个，明暗交替间，瞥见陡峭山崖上倔强的、开始枯黄的灌木。

第二日清晨，在规律的摇晃中醒来。

窗外已是另一番天地：广袤的华北平原坦荡如砥，收割后的田野裸露着赭黄色的肌肤，笔直的白杨树飞速向后掠去，枝桠直指高而远的青空。

风明显硬了，干冷的气息仿佛能透过玻璃渗进来。

我靠着硬座车厢的窗户，膝盖上摊开着笔记本，上面列着四行字：

一、好听音乐网（2000.1.1上线）

二、个人专辑（中英文双线）

三、SIF对冲（杠杆，2000万美元目标）

四、网吧系统（免费，十城示范）

字迹潦草，有些笔画因为火车的颠簸而扭曲变形。

每一行背后都是庞大的工作量，都需要资金、人力、时间的投入，都需要决策、执行、调整。

而我只有一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但我必须跑起来。跑得更快些。

火车晚点两小时，到北京站时已是十一月二日的黄昏。我没回中戏招待所，直接拖着行李去了公司。

深秋的北京已经寒意刺骨，胡同里的银杏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

办公室的暖气还没开，我脱下外套，按下电脑开机键，然后走到窗前。

玻璃上凝结着一层薄霜。

我用手指在上面划了一道，霜花碎裂，露出窗外暮色中的胡同——几个老人拎着白菜往家走，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响，远处传来炒菜的油烟味。

这就是生活，具体而微，与台北张汝京书房里那些“国家筋骨”“产业命脉”的宏大叙事隔着千山万水。

但我知道，那些宏大叙事，需要无数个这样的黄昏、无数个这样具体的人、无数个这样微小的决策，一点一点堆砌起来。

就像盖一座金字塔。人们只看见塔尖，看不见塔基。

电脑开机完成，邮箱提示音密集响起。三十七封未读。我泡了杯浓茶，开始处理。

第一封是高军的周报。附件里是详细的财务报表：截至十月底，公司账面现金872万人民币，应收账款（主要是周杰伦专辑预付分成）约320万，应付账款（制作费、工资、版权费）210万。净现金流为正，但撑不起四线作战。

第二封是王工的技术进度报告：“好网吧管理系统V1.0 Beta在深圳试点遇到兼容性问题，部分主板蓝屏。已定位驱动冲突，正在修复。预计延期一周。”

第三封是杨峻荣的邮件，全是感叹号：“浩彣！！！杰伦第二张专辑母带完成了！！！听哭了！！！三月发片没问题！！！”

第四封是赵振的法律意见书：“关于设立‘半导体专项基金’的离岸架构方案已完成初稿，涉及开曼、BVI、香港三层结构，税务优化方案详见附件……”

第五封是香港科技大学王振华教授的邮件：“浩彣，数字音乐流媒体原型系统已开发完成，测试带宽占用率比预期低15%。你之前提的‘用户社区’功能，我的学生做了个DEMO，访问链接如下……”

我一封封看下去，一封封回复。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嗒嗒嗒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回响，像某种机械的心跳。茶从烫喝到温，从温喝到凉，续上热水，再喝到凉。

晚上九点，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高军、赵振、王工三个人一起进来，手里都拿着文件夹，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凝重表情。那种表情我熟悉——是有大事要谈时的表情。

“小田总，”高军把一摞报表放在我桌上，“现金流预测做出来了。按您之前提的四线规划，到明年六月，资金缺口至少一千五百万。”他顿了顿，补充道：“人民币。”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暖气片终于开始发热，发出滋滋的水流声。

“坐。”我说。

三人坐下。高军在我对面，赵振在左侧，王工在右侧。桌上的台灯把四个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拉得很长，纠缠在一起。

小主，

“先说好消息吧。”我喝了口凉茶，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

王工先开口：“好听音乐网的技术架构基本成型。王教授团队那边进度比预期快，流媒体服务器已经搭起来了，支持同时在线5000人试听。播放器我们自己做，加了个简单的DRM模块——下载的MP3文件，必须用我们的播放器才能播。”

“用户体验呢？”我问。

“一般。”王工很诚实，“现在网速慢，128Kbps的MP3下载要两三分钟，在线试听会卡。但王教授说，未来宽带普及了，这会是趋势。”

“是趋势，但现在就得卡位。国庆节上海那边已经启动宣传ADSL安装广告了。”我说，“上线时间不变，2000年1月1日。内容呢？”

高军接过话：“版权这块，赵律师谈了几家。现状是——国内根本没数字音乐版权这个概念。音像出版社只卖磁带和CD，网上下载？他们听不懂。”

赵振推了推眼镜：“法律上确实是灰色地带。我查了现行着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在讨论，估计要等一两年。”

“所以现在是窗口期。”我总结道。

“是机会，也是风险。”赵振语气严肃，“国际唱片协会(IFPI)已经在关注中国市场。如果他们发起诉讼，我们可能成为靶子。”

“那就做靶子。”我说得很平静，“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被夹几下。但我们不能等，等别人把规则定好了再进场，那就晚了。”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预留50万诉讼准备金。

“商业模式？”我问。

高军翻了一页报表：“目前计划是免费试听+广告。但以现在的流量，广告收入可以忽略不计。预计前期每年净亏损在两百万以上。”

“亏损可以接受，但要有增长曲线。”我说，“用户数、停留时长、重复访问率——这些数据比收入更重要。另外，社区功能要重点做。音乐不只是听，还要聊，要分享，要比拼。”

我看向王工：“论坛系统做得怎么样？”

“DEMO我看了。”王工说，“按地域、学校、歌手分版，用户可以发帖、上传翻唱、评分。还有个‘星探’功能——活跃用户可被推荐到星海创作营。”

“好。”我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笔，“把这个功能和创作营打通。我们要让好听音乐网不只是播放器，而是生态入口。”

第一个战线大致清晰了。我转向第二个。

“个人专辑。”我说，“中英文双线，同步推进。”

高军深吸一口气：“预算我粗略算了。英文专辑，按您要求的国际顶级制作标准，制作费至少五十万美元。宣传发行另算，全球推广的话，再加一百万美元。中文专辑便宜些，但也要两百万人民币起步。加起来，折合人民币将近一千万。”

“而且时间极紧。”赵振补充，“英文专辑您说要在2000年6月发行，现在只剩七个月。从创作、编曲、录制、混音、母带，到宣传物料、MV拍摄、渠道谈判……正常情况下需要一年半。”

“我们没有正常情况。”我说，“用钱换时间。制作团队可以同时开工，编曲和录音同步进行。美国那边，通过Jive唱片找顶级制作人，多付30%加急费。国内这边，林浩的制作团队全部投入，三班倒。”

“您的创作呢？”高军问，“两张专辑二十首歌，就算有存货，也要时间打磨。”

我沉默了几秒。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这座城市不安的脉搏。

“创作不是问题。”我最终说，“歌我已经写好了。”

我没有说这些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没有说那些深夜，我在笔记本上“回忆”出《Baby》的旋律时，心里那种复杂的情绪——愧疚、庆幸、焦虑，混杂在一起，像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

但我没有选择。时间不多了。张汝京需要钱，半导体需要钱，而音乐是我现在最快、最合法的现金流来源。

至于道德负担……我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些歌，我会用它们赚来的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去造芯。去建桥。去点亮更多的星火。

“英文专辑的主打歌叫《Baby》。”我继续说，“青春流行风，旋律抓耳，节奏轻快。另外九首，有R&B，有摇滚，有抒情，风格覆盖全年龄段。制作上，我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混音师请布兰妮专辑的原班人马，母带处理送到纽约Sterling Sound。”

“布兰妮那边……”高军犹豫道，“她的团队现在很强势，不一定愿意合作。”

“会愿意的。”我说得很肯定，“我写给她那首《…Baby One More Time》现在还在Billboard榜首。她的经纪人欠我人情。而且，我会邀请她合唱一首歌——新专辑里的《Toxic》，做双人版。她需要曝光，我需要话题，双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联系布兰妮团队，录制合唱版《Tox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