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人才的寻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与赵振律师的接触逐渐深入，我与他探讨了国际版权公约、数字版权的未来等前沿话题，他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开放思维让我基本认定他是未来“星海”法务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但我还需要一个掌舵的CEO，一个既懂文化行业，又有商业头脑，并且能够理解并执行我战略意图的经理人。

机会在一个略显闷热的下午悄然降临。陈健添带我参加一个文化产业的沙龙，与会者多是些唱片公司老板、独立制作人和媒体人。

沙龙上，一个约莫三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言辞犀利却不失分寸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正在与几人争论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单纯依赖唱片销售是死路，必须拓展授权、演出、衍生品乃至与新兴媒体结合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那是高军，”陈健添低声向我介绍，“以前在海外一家传媒集团做过市场总监，回国后自己搞过演出经纪，有点想法，但性子比较倔，不太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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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军？我记忆中似乎没有这个名字的深刻印记，但这正说明他可能是这个时代被埋没的实干派。我主动走过去，加入了讨论。

“高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我开口道，“未来的音乐，或许会变成一种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版权运营会是核心。”

高军有些惊讶地低头看我，显然认出了我。“田浩彣？”他笑了笑，“你的歌很棒。不过，你说版权运营是核心，具体指什么？现在国内这块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从版权分级授权谈到艺人品牌价值挖掘，从线下演出运营谈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在线音乐模式。

高军的思路清晰，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而且不囿于传统观念。

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而轻视我的观点，反而对我的某些“前瞻性”想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深入的追问。

沙龙结束后，我通过陈健添要到了高军的联系方式。

几天后，我单独约他在国子监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

这一次，我更加直接地阐述了我对“星海文化”的构想，以及我希望寻找一位能够统领全局的CEO的意愿。

高军听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很有意思的蓝图，也很大胆。但是，田浩彣，你毕竟才十二岁。我如何能确信，这不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异想天开？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在哪里？我能获得多大的授权和资源支持？”

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正中要害。我没有回避，将已经基本成型的股权架构和决策机制向他坦诚说明，强调他在日常运营中将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战略方向由我和决策委员会共同把握。

同时，我也向他展示了初步的资金筹备情况和已经掌握的核心资源（我的版权、与红星、出版社的关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