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齐？”我试探着问。

陈先生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

“听过他一些歌，声音条件很好，有辨识度。”我含糊地解释，心中已然有数。是时候让《心太软》提前问世了。

“这个邀约，接不接？”陈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态度已然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接！”我毫不犹豫，“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音乐走出去的机会。”

当晚，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借着台灯，将《心太软》的旋律和歌词“回忆”并工整地誊写下来。

这首歌旋律简单上口，歌词直白戳心，几乎是为此时尚未遭遇情感挫折、但嗓音温暖中带着一丝憨直的任贤齐量身定做。

我将曲谱交给陈先生时，他哼唱了一遍，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我：“浩彣，你这创作……也太快了。而且，这首歌的风格，和《蓝莲花》完全不同……”

我笑了笑：“你不是常说，音乐人应该尝试不同风格吗？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能火。”

陈先生将信将疑，但还是将曲谱传真了过去。

几天后，滚石那边传来了热烈的反馈，对方制作人对《心太软》赞不绝口，当即拍板采用，并开出了在当时堪称优厚的买断价格。

陈先生代表我与对方进行了几轮谈判，最终不仅达成了交易，还以此为契机，初步建立了红星生产社与滚石唱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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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像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头，在红星内部也激起了波澜。

师兄师姐们看我的眼神，除了以往的亲近，更多了一丝敬佩。

能写出《蓝莲花》这样充满人文气息的作品，又能创作出《心太软》这样市场潜力巨大的流行金曲，这种跨越风格的创作能力，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了我的“可怕”潜力。

然而，音乐的南风刚吹拂而过，文学的“星火”也开始了它的燎原之势。

一个周末，我照例去出版社。聂老见到我，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

“浩彣，给你看样东西。”他递给我几封信件，信封来自天南海北，有上海、广州、西安，甚至还有香港。

我疑惑地打开。这些竟然是读者来信！

有的信来自大学生，激动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因为《明朝那些事儿》爱上了历史，寝室里如何争相传阅；有的信来自中学老师，感谢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教学思路，学生们上课积极性大大提高；还有一封信来自一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虽然信中批评了我的部分表述不够严谨，但最后也承认，我的书“在激发公众历史兴趣方面，功不可没”。

看着那一行行或娟秀、或潦草，却充满真诚的文字，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这是一种不同于版税数字和销量排名的成就感，是一种直接的心灵碰撞。

我知道，我写下的文字，真正地影响了一些人，触动了一些人。

“这才只是开始。”聂老欣慰地看着我，“随着加印和后续册数的出版，这样的信会越来越多。浩彣，记住这种感受，这是一个作者最宝贵的财富。”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学的星火，也燃到了音乐圈。

一天晚上，我和郑钧、许巍等几个师兄在中戏附近的小馆子吃饭。

几杯啤酒下肚，气氛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