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冷笑了一声。

“理论一套一套的，博士就是不一样。”他合上笔记本，语气松散，“可咱们这儿不是课堂，也不是写论文。你说这些，办过案子吗？蹲过窝点吗？跟过线人吗？”

屋里气氛一滞。

陈东抬眼看去。这人肩章是三级警监，胸前别着刑侦标牌，显然是老资历。

他没急着回话，只问：“您是？”

“王振国，刑侦总队队长。”对方直视他，“我干了二十年一线，破命案、抓毒贩、追逃犯，哪一桩不是拿时间熬出来的？现在倒好，刚来一天，就敢指着材料说别人漏重点？”

旁边有人附和：“确实，太年轻了，经验这块还得再沉淀。”

陈东没动怒，也没辩解。他把本子往前推了推，指着刚才那笔交易的时间节点：“我不是质疑谁的工作。但如果我们现在不盯紧这类操作，等到真出了事——比如又有两亿现金藏进某个干部家里——到时候追责起来，不会问谁背了多少法条，只会问谁该管没管。”

这话落下，屋里静了一瞬。

副厅长轻咳一声：“陈东同志提的建议，技术层面是有依据的。这样，这件事交由经侦牵头，联合反洗钱中心做个评估报告。”

王振国没再说话，但脸色依旧冷硬。

会议继续推进，下一个议题是一起基层派出所上报的招投标异常案。说是某街道环卫项目招标，中标价远低于市场平均，而中标企业在三个月内换了三次法人，最后一次变更后，股东变成了市局退休干部李德海的女儿。

“民事纠纷范畴。”有人说，“纪委没介入，我们也不好越界。”

“不一定。”陈东再次开口，“三次换法人，说明这家公司本身不具备稳定性。而最终控制人与公安系统退休人员有关，这就涉及政商边界问题。如果这个企业长期承接政府项目，哪怕金额不大，也可能形成利益输送链条。”

他顿了顿：“我建议，以经济反推权力。查这家企业的资金来源、历史投标记录、与其他公司的关联交易。如果有异常，立刻通报纪检部门。”

副厅长盯着材料看了会儿，忽然问：“你之前在公安部，主要负责哪块？”

“经济犯罪侦查与数据分析。”陈东答。

“那你牵头写个初步分析报告。”副厅长说，“下周党委会要听一次专项汇报，这个方向可以列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