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如同一份精心设计的战略示好。它巧妙地将李金唐的武装力量重新定义为“国家边防的助力”，将双方的矛盾从“权力斗争”转移到了“共同御敌”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隐晦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我手里有你看重的边防力量和组织能力，而我愿意合作，条件是之前的打压必须停止。

帕拉上将将信呈送给沙立。沙立元帅反复阅读着这封信，脸色阴沉不定。他当然看得出李金唐的算计，但他更清楚，信中所言，正是当前局势下他最需要的东西——国内稳定和边境安全。

“他这是在将我的军。”沙立冷哼一声，但语气中已没有了之前的杀伐决断，反而带着一丝权衡的疲惫。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内部磋商，沙立政府决定做出回应。双方同意在曼谷一家不引人注目的私人俱乐部，举行秘密谈判。李金唐方面派出的是以苏望海为首，包括一名精通国际法的顾问和一名负责军事细节的前防卫队军官组成的谈判小组。政府方面则以帕拉上将为主导，成员来自国防部、内政部和外交部。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试探与较量。

政府方面的首要目标是**将李金唐的武装力量彻底纳入国家体系，至少是名义上的**。帕拉上将提出：“边境防卫队可以保留，但必须改编为‘政府军东南边境治安联防大队’，所有军官由国防部重新任命（实际上可由李金唐推荐，政府核准），士兵纳入军饷体系，行动接受边防司令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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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明显的“招安”策略，意图用官方身份束缚住李金唐的手脚。

苏望海则据理力争：“防卫队源于地方自保，熟悉当地情况，此为其战斗力之源。若骤然改变指挥体系和人员结构，恐适得其反，影响边防效率。我方建议，保持其现有组织和指挥结构的稳定性，但可与边防司令部建立‘联合指挥与情报共享机制’，在战略层面接受政府指导，具体战术行动保留自主权。” 他深知，交出指挥权就等于自废武功。

经济问题则是另一个焦点。政府代表要求李金唐旗下企业，尤其是涉及战略物资生产的工厂，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并上缴“特别安全税”。

李金唐的谈判小组则巧妙地利用外部威胁作为杠杆：“我们的工厂正在为巩固边防而全力生产，包括改装卡车、维修器械等。若此时施加过重税负和监管，影响生产，最终损害的将是边境防务能力。我方愿意在自愿基础上，为国防建设提供捐赠，并接受针对‘特定产品’的合规检查，但全面监管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