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华德是在抵达石鸦镇的第三天，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方。

前两天的记忆是破碎的：穿越封锁线时深夜的急行，佩平（负责护送的战士）压低声音的“快走”，阿列克谢在后卫位置紧张的张望，还有自己肺部火烧般的疼痛——在帝都黑石审讯所落下的病根，三个月的监禁和刑讯让这个年轻的教授身体垮了大半。

他是被担架抬进石鸦镇的。昏迷，高烧，呓语。醒来时，首先闻到的是草药和消毒剂混合的气味，然后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面容疲惫的女医生正在给他换药。

“我在……哪里？”

“石鸦镇，野战医院。”女医生的声音很平静，“你安全了，詹姆斯同志。”

同志。这个词让他愣了愣。在帝都的地下工作中，他们彼此称呼“同志”时总带着一种秘密的庄严，像在黑暗中传递火种。而在这里，这个词被如此自然地说出来，就像说“先生”或“教授”一样平常。

第二天，他能坐起来了。护士——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姑娘——给他端来一碗小米粥和一块烤土豆。他吃着，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隐约的操练口号，近处有人在大声读报，孩子们跑过时的笑声。

“这里……不怕敌人袭击吗？”他忍不住问护士。

护士笑了：“怕啊。所以才有民兵，才有哨卡。但日子总要过嘛。”

第三天，医生允许他下床走走。凯特和阿列克谢来接他——两人都换了装束，凯特穿上了灰布军装，虽然不太合身，但腰板挺直；阿列克谢还是那身破旧外套，但洗得很干净。

“教授，维克多同志想见你。”凯特说，“在纽曼城。”

“纽曼……解放了？”

“三天前。”阿列克谢的脸上有种詹姆斯从未见过的光彩，“格罗夫死了。现在整个葛培省南部，都是我们的了。”

去纽曼的路是坐马车走的。路上，詹姆斯看见了他终生难忘的景象。

田野里，农民正在秋收。不是零散的佃户在老爷的土地上劳作，而是成群结队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一起收割、捆扎、搬运。田埂上插着简陋的木牌，上面写着“芒克村第三生产队”“橡树村集体农庄试点”。有人在地头休息，一个年轻人站在土堆上，手里拿着小本子，大声念着什么，周围的人在听，偶尔插话。

“他们在干什么？”詹姆斯问。

“学习。”车夫——一个缺了颗门牙的老兵——头也不回地说，“识字班。农闲时学识字，农忙时地头学。今天大概在学《土地改革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