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北方军管理人员的解释出乎意料的“直接”甚至带着点“朴素”的道理，通过翻译传达给战俘们：“三百块大洋，是估算的将你们从营区运到港口、购买船票返回日本、以及期间必要的文书、饮食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费用。难道把你们放了，还要我们北方军自己掏腰包，出钱出力送你们回日本享福？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已经是成本价了！”
这个解释，虽然依然让穷苦出身的战俘感到绝望，但却奇异地让许多人在逻辑上无法反驳。是啊，俘虏了敌人，难道还要敌人出钱送回去？似乎……是这么个道理？船票钱，好像确实不便宜……
于是，战俘营里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写信潮。每个人都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处境，哀求家人想尽一切办法筹钱。家庭条件尚可的，开始变卖家产、四处借贷；条件困难的，则陷入更深的痛苦。
东京，首相官邸。往日里肃穆压抑的会议室内，此刻弥漫着一种近乎灼烧的焦虑。首相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手中捏着厚厚一叠来自各地、反映民众强烈赎人意愿和贵族阶层压力的报告，以及那份在内部引发轩然大波的“北方军战俘赎买条例”摘要。他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眉毛都快要烧着了。
“诸君！” 首相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急促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环视着内阁会议桌旁面色各异、但无一不凝重无比的同僚，“局势已经刻不容缓！我们的士兵，那些被北方恶魔扣押的帝国勇士们，现在……他们有了‘回家’的可能！民众的呼声，诸卿想必都已听闻。对此，内阁必须拿出一个态度，一个对策！诸位，有什么看法？”
他的目光首先投向了掌管国家钱袋子的财政大臣。财政大臣脸色灰败，像是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他扶了扶眼镜，声音干涩地开口，话语里充满了算计与恐慌：“首相阁下，此事……此事绝不仅仅是赎金多少的问题！赵振此獠，其心可诛！他给我们政府开出的‘官方赎买’价码，一个士兵要价一千大洋！这简直是敲骨吸髓！可他现在对民众，却只标价三百！”
他猛地提高声调，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这其中的算计，何其毒辣！如果政府出面，按他的‘官方价’赎人，国库将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而且等于向他和全世界承认我们服软认输！可如果我们不出面，放任民众自己去赎，或者……置之不理，那后果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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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扫了一眼脸色铁青的陆军大臣，继续道：“三百大洋，对许多家庭而言虽难，但并非完全无法企及。一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被家人这样‘自费’赎回，他们回到国内，会说什么？会传播怎样的见闻？他们会告诉所有人，当他们深陷地狱时，是家人砸锅卖铁救了他们，而帝国……帝国什么都没有做！甚至可能阻挠！届时，国民会如何看待军队？如何看待政府？以后还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军队的士气、征兵的根基，都会被彻底动摇！赵振这是用三百块大洋，在挖我们帝国战争机器的墙脚！”
“八嘎呀路！” 陆军大臣再也忍不住，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乱跳，他双眼赤红，须发皆张，怒骂道：“赵振！你这个该死的支那马鹿！战场上用诡计，战场下用这种阴毒手段！你这是要掘我们大日本帝国武运的根！断我们万世一系国本的魂！”
他的怒骂在会议室里回荡，却更像是一种无力的宣泄。在座所有人都明白，赵振这一手，精准地打在了他们的七寸上。
海军大臣阴恻恻地补充道：“而且，这根本是个无解的陷阱。我们现在若公开宣布由国家出资，按赵振给的‘官方价’赎人，他下一秒就敢把价格翻倍！他看准了我们急需资源，国库紧张，民众情绪又已被煽动起来。我们若不出钱，装作看不见……那些能赎回家人的，会对帝国感恩戴德吗？不，他们只会记得帝国的冷漠！那些赎不起的，他们的家人会怎么想？这股怨气，迟早会反噬回来。赵振，他这是把刀递给了我们自己的国民，逼着我们自己往身上割肉！”
首相听着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剖析，脸色越来越白。他何尝不明白其中的厉害？赵振这招“区别定价，民间放行”，就像一套精心设计的枷锁，无论政府选择哪一条路，都会被牢牢锁住，付出沉重代价。要么是巨额财富和战略资源的流失加上政治威望的扫地，要么是国内民心士气的瓦解和战争潜力的慢性衰竭。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首相声音沙哑，带着最后一丝侥幸。
回答他的，是会议室内一片压抑的沉默。办法？或许有，比如强行镇压国内舆论，宣布所有战俘“均已光荣玉碎”，彻底切断联系。但那样做风险更大，且无法阻止北方军继续通过中立渠道释放“已赎买”战俘回来“现身说法”。或者，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以施压？可一想到赤塔苏军的下场和北方军深不见底的战斗力，这个念头只能让人不寒而栗。
赵振的阳谋，就这样冰冷地摊在桌面上。他不在乎日本政府是否掏钱，他甚至可能更希望日本政府不掏钱。因为那三百块大洋的“民间船票”，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着这个帝国赖以发动战争的基础——人的信念。无论东京的老鬼子们如何咆哮、算计、挣扎，他们似乎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赵振用经济和人性的杠杆，一点一点地，撬动他们自以为坚固的战争基石。
东京湾，某处被严格管控的偏僻码头。晨雾尚未完全散去，海风带着咸腥和淡淡的煤烟味。一艘悬挂着中立国旗帜、显得破旧不堪的货轮，缓缓靠岸。码头上早已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焦急等待的家属，有神情严肃的军警宪特，也有得到风声、拼命想往前挤的记者。
船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汗味、霉味和消毒水气味的浊气涌出。第一批大约百余名形容枯槁、穿着破旧原日军军服的日本战俘，步履蹒跚地走下舷梯。他们大多低着头，眼神躲闪，身体不自觉地佝偻着，与记忆中“皇军”昂首挺胸的形象判若两人。
当双脚真正踏上祖国的土地，感受到那熟悉又陌生的坚实感时，压抑已久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控制。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高市扑通一声跪倒在粗糙的水泥码头上，双手死死抓住地面，仿佛要确认这不是又一个绝望的梦。他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眼泪混合着鼻涕汹涌而出，发出野兽般嘶哑又解脱的嚎哭：“回来了啊！再也不用听那震破耳朵的炮响了！再也不用挖那永远挖不完的土、抬那搬不动的铁轨了！呜呜呜……”
他的哭声仿佛是一个信号。旁边的佐藤比他更不堪，直接瘫坐在地，浑身剧烈颤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铁轨……铁轨……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了！我发誓！我这辈子都留在村子里，再也不出来了！我死也不要再坐火车！看到那些平行的铁条……我就……我就想吐！就想逃跑！” 他对铁路和劳动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生理性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