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推杯换盏，时而低声讥讽着新首相的窘迫和海陆军的矛盾，时而幸灾乐祸地猜测北方军下一步动作，仿佛窗外那个烽火连天、焦头烂额的帝国，与他们毫无关系。酒至酣处，前任首相甚至兴致勃勃地拉着寺内，踩着蹩脚的舞步，哼起了小调。

就在东京政坛上演着“病遁”与“赶鸭子上架”的荒诞剧时，北方军第七兵团前锋跨过鸭绿江的消息，如同一块投入早已波涛汹涌湖面的巨石，在日本国内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巨浪。街头巷尾，报纸号外，电台广播，无不充斥着“朝鲜危急！”“本土门户即将洞开！”的骇人标题和惊惶论调。对于普通民众和许多中下层官员而言，北方军那吞噬了七十万关东军的恐怖形象，如今正朝着最后一块大陆屏障扑来，这种压迫感近乎窒息。

“必须弄清楚！北方军主力究竟在哪里？投入朝鲜的到底是谁的部队？有多少人？装备如何？”军部、内阁、情报机关在极度的焦虑中下达了死命令。一时间，潜伏在龙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所有日方情报人员、收买的眼线、甚至一些残存的谍报网络都被最大限度地激活，不惜一切代价刺探相关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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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之下，各种真伪混杂的信息如同雪花般飞回东京。经过情报机关的拼命筛选、分析和交叉验证，一个让他们既意外又稍感“宽慰”的结论逐渐浮出水面：

即将（或已经）进入朝鲜作战的北方军部队，并非那支在奉天城下摧枯拉朽、让关东军魂飞魄散的第一兵团（李振彪部），也不是横扫辽西的第五兵团（赵刚部），更不是驻扎鲁东、虎视眈眈让海军都忌惮三分的第二兵团（陈峰部）。而是——由龙国南方各地军阀（桂军、川军、滇军、中央军德械师等）拼凑支援而成，此前一直驻扎在北平整训，从未参与过对日大规模作战的……第七兵团！

这个消息像一剂效果复杂的强心针。最初的恐慌迅速被一种扭曲的轻视和“原来如此”的侥幸感取代。

“第七兵团？就是那支所谓的‘客军’、‘联军’？”

“成分复杂，派系林立，指挥能否顺畅都是问题！”

“装备或许不差（毕竟是北方军整训补给），但实战经验几乎为零！如何能与久经战阵的帝国驻朝鲜军相比？”

“看来北方军主力确实需要休整，或者被外蒙古方向牵制了精力，只能派这支‘杂牌’来充数。”

“只要不是赵振的嫡系精锐，不是第一、第五、第二那些恶虎般的兵团，我们谁也不怕！朝鲜地势复杂，帝国经营多年，以逸待劳，定能让这第七兵团撞得头破血流！”

这种基于情报（尽管片面）的判断，迅速从决策层蔓延到舆论界。报纸的调门开始变化，从“灭顶之灾”悄悄转向“严阵以待”、“给予入侵者迎头痛击”。军部某些激进派甚至开始叫嚣，要“在朝鲜复制一场‘日清战争’般的胜利”，一雪前耻。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挽回面子和信心的“软柿子”，整个国家的恐慌情绪奇异地平复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乐观和轻敌。

然而，在这片由情报“利好”带来的短暂“平静”水面下，暗流依旧湍急。在朝鲜半岛的平壤，有一个人对这份“乐观”嗤之以鼻，且日夜生活在惶恐之中。

此人正是关东军前参谋长，靠着出卖同僚和部队换取自己“安全转进”到朝鲜的中村孝太郎。他带着五千余名关东军司令部最后的“精华”，像一群丧家之犬般蜷缩在平壤。他们名义上“协助”朝鲜军防御，实际上却如同一群甩不掉的吸血水蛭，吃朝鲜守军的粮饷，用朝鲜守军的物资，住着最好的营房，还对着朝鲜守备军司令部指手画脚。

朝鲜军司令官心里憋着火，却不敢发作。一方面，中村带来的毕竟是“帝国关东军”的牌子，哪怕只剩空壳，军衔和资历也压人一头；另一方面，东京大本营态度暧昧，既没有明确命令他服从中村指挥，也没有让他驱逐或收编这群“客军”。他只能忍气吞声，看着这群败军之将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消耗着本已紧张的储备。

中村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他不敢回国，深知自己临阵脱逃、出卖友军的行径一旦回去，哪怕不被军法处置，也会被愤怒的陆军同僚和舆论生吞活剥。朝鲜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可这里就安全吗？当第七兵团跨过鸭绿江的消息传来时，中村是平壤城里少数几个真正感到刺骨寒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