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陆远带着娄晓娥整理好的厚厚一叠“爱国证据”，再次拜访李怀德。

这次，他换了一种策略。

“李厂长，王老那边有回信吗？”

李怀德摇头：“问了，老爷子说区局那边他不太熟，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客客气气，但说案子正在关键期，不便透露。”

果然，王老的名头虽然能打听到消息，但不足以直接压服一个急于立功的基层干部。

“李厂长，我查到一些新情况。”陆远将油纸包里的照片以及赵革命那份证据摘要上记住的关键信息，写在一张纸上，递给李怀德。

“您看，这就是所谓的‘特务证据’。几张普通的商业合影，几封谈棉纱生意的旧信。而这位赵副科长，最近和我们轧钢厂的个别人，交往甚密。”陆远点到为止。

李怀德看着那些材料，脸色阴沉下来。他是搞政治的，立刻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如果陆远因为帮助娄家而被报复，甚至牵连出“轧钢厂内部有人勾结公安陷害”的丑闻，那他这个主管副厂长也脸上无光，在王老那里更没法交代。

“你想怎么做？”李怀德问。

“我想请李厂长，以轧钢厂领导关心职工家属（娄母）的名义，正式向区公安局发一份公函。”

陆远早有准备，“公函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表明娄半城的家属是我厂职工家属，厂里正在协助整理其建国后爱国守法、配合改造的正面材料，请求公安机关依法慎重核实其历史问题；第二，询问该案经办人员赵革命同志，近期多次与我厂个别人员非正常接触，是否与本案有关，以示厂里的关切。”

这份公函，措辞严谨，既给了娄家一个“组织关怀”的护身符，又把赵革命和轧钢厂“个别人”的非正常交往摆上了台面，是一种隐晦的警告和施压。

李怀德仔细琢磨着这份公函的措辞，缓缓点头：“公函可以发。但‘个别人员’是谁？必须有个明确对象，否则就是无的放矢，反而容易被人反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