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的手指轻轻抚过柜台上的绸缎，碧蓝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老板，这就是丝绸吗？比列宁格勒百货公司最贵的礼服还要柔滑！”

“那当然！”

张舒略显得意，“你们那些化纤布料，怎么能跟咱们华夏几千年——”

话没说完，店外突然传来刺耳的哨声。

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大妈像门神一样堵在店门口，其中胖的那位正用鸡毛掸子指着他们：“干什么呢？光天化日伤风败俗！”

张舒心里一下，赶紧堆着笑脸迎上去：“同志您误会了，这是参加广交会的外宾演出服，我们盐市外贸局特批的...”

“什么盐市外贸局，少来这套！”

胖大妈一把推开他，鸡毛掸子直指躲在柜台后的老裁缝，“我都看见那个老不修，量人家姑娘大腿根了！

这要搁前几年，非得挂牌子游街不可！”

老裁缝吓得直哆嗦，娜塔莎她们虽然听不懂中文，但也被这阵势吓得挤作一团。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伊万突然高举双臂，“中苏友谊万岁！！！”

他浓重的俄式口音在胡同里回荡，两个大妈明显愣住了。

张舒抓住机会，压低声音对姑娘们喊：“后门！快！”

趁着大妈们愣神的功夫，他赶紧招呼姑娘们从后门溜走。

几人顿时慌乱地往后院涌去，胡同里晾晒的床单被他们撞得漫天飞舞。

“站住！”

瘦大妈终于反应过来，抄起扫把就要追。

张舒边跑边喊：“师傅！衣服按尺寸先做着，我过两天来取！”

七拐八拐甩开追兵后，一群人才闲下来扶着墙喘气。

这个时期，戴红袖章的大妈虽然已经不如六七十年代那样拥有极大权威，但在维护社区方面仍然相当活跃。

虽然社会风气已经开始松动，但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仍然保持着较强的传统观念，对奇装异服、外国人接触等事物持警惕的态度。

她们有权对认为不当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甚至扭送派出所。

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干预认为不当的行为，但已经不能像文革时期那样随意给人了。

90年代开始，她们的权力已经逐渐弱化，更多是靠舆论和集体压力。

这些人通常是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或积极分子，主要是协助政府进行基层管理，没有执法权，但有一定的劝阻、教育和报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