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夏粮的时候，会进行一部分的折色。

也就是将应缴的粮食，折算成钱币、布匹、棉花等物上缴。

还会有一部分，就近运送边关，这些不计入田赋账目。

而南方的秋粮，特别是作为国家命脉的漕粮，则严格依照本色制度，只收实物大米。

即便你种的是柑橘、荔枝，也得以大米缴纳部分田赋。

如此做法，很不公平。

北方经济本就落后，民间白银稀缺，折色制度迫使农民在市场上低价卖粮换银，深受层层盘剥。

而经济发达、白银充裕的南方，反而要承担实物税，徒然耗费巨大的运输人力物力。

但，却很合理。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

大明朝廷的重心一直在北方，首都在北方，九边军队也在北方。

所以北方是个耗粮大户，而且是一刻都不能断的耗粮大户。

从南方运粮，虽有损耗，但凭借长江与运河网络，尚在可控范围。

若在北方广袤内陆强征实物粮，并组织陆路运输，其成本将高到财政无法承受。

运河沿线沿线还好，但对于对于山西、陕西、河南大部、河北西部等广袤的内陆地区，粮食无法通过漕运直达。

在没有现代公路和卡车的时代，陆路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

粮食在运输途中，大部分都会被运输队伍本身在途中消耗掉。

因此，北折南本的税收格局，成为了大明在特定地理与经济条件下，为维系帝国生存而做出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

用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银钱，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政治与经济中心严重撕裂的庞大帝国。

报完田赋，张凤又说起商税来。

“自开海以来，商贸发达。海内外收入商税，计银元四百零三万块。”

这还没算通过海贸赚取的粮食，折色之后，估计又能增加二三十万块。

还有，石见银矿今年运回来七十万两白银，铸成银元又是逾八十万块。

总收入，稳稳突破五百万块银元。

喜事啊，百官听后，皆是脸露喜色。

以往的朝廷，粮食收得多，银钱之类的货币却少得可怜。

尤其是洪武朝，一年货币税，只有只有几十万。

是的，连一百万都没有。

而如今，仅商税一项，银元收入就超过了五百万。

这，正是朱祁钰敢于改革俸禄制度，敢于更改官制，一口气增设数万官员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