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之中谁都能听明白，皇帝这是想要联合云南的大西军孙可望部。

“陛下！”

朱由榔话音未落，监察御史郭璠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陛下所言，莫非是那张献忠余孽，孙可望、李定国等流寇？！”

“陛下！此辈与我大明有不共戴天之仇啊！先帝殉国，皆因此辈作乱！我等臣子，世受国恩，岂能与弑君逆贼同流合污！此事万万不可！若行此事，朝廷颜面何存？天下忠臣义士，岂不心寒？！”

他这一跪，身后立刻呼啦啦跪倒一片清流言官，哭声、谏声响成一片，仿佛朱由榔的不是一个提议，而是要将大明江山卖给仇敌。

朱由榔也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任由悲愤的气氛在殿中弥漫。

心中知道，这是必须面对的障碍。

崇祯皇帝是在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后自缢殉国的。

在此时的伦理纲常下，李自成、张献忠部队是直接导致“君父”死亡的“弑君逆贼”。

而孙可望是张献忠义子，与孙可望联合，在道德上等同于与杀父仇人握手言和，这是对儒家忠君思想最根本的背叛。

许多官员的家族在农民军起义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他们的亲属、师友可能死于农民军之手，家族产业被毁。

这种血淋淋的个人仇恨与国仇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从情感上完全无法接受“联寇”。

在他们看来，清军是外患，而农民军是内贼，是导致国家崩溃的元凶。

与外患妥协或许还有“权宜之计”的说法，与内贼联合则是彻底放弃原则和底线。

文官集团代表的是地主士大夫阶级，而农民军则是由他们眼中的“流民”、“贱民”、“反贼”组成。

士大夫阶层自视甚高，将农民军视为破坏秩序、亵渎斯文的“洪水猛兽”。

与这些“流寇”并列朝堂，在他们看来是对自身高贵身份的玷污。

农民军“均田免赋”等口号，直接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文官们深知，这些农民军与他们在阶级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

联合农民军，无异于引狼入室，即便击败了清军，一个强大的农民军政权同样会清算他们。

甚至于在有些人看来，清军入关，无非是换一个皇帝，他们作为士大夫的地位或许还能保全；而农民军若得势，将是整个阶级的毁灭。

朱由榔心中自然清楚这些，但他也无法判断出来，朝堂上现在持反对意见的这些人，谁是因为国仇家恨，谁有事打着为自己的利益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