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一封由堵胤锡亲笔所书、加盖督师大印的密奏，由全州加急送往桂林。

奏报简洁，未过多渲染石期站大胜的细节，只以“焚敌粮秣，毙伤甚众，我军亦有折损”一笔带过。

重点落在了对局势的分析与后续方略的禀告上：

“……虏酋多铎，拥坚城，恃精锐，未可猝拔。然其军资转运，赖水陆数道。石期既毁，东路已滞。

臣等筹议，当续扰其西路、北路，示以断其根本之形，迫虏离巢野战。

野战之地，当选于我利而敌弊之处。此举需秦王府兵马协同，以成大势。

臣已着手与秦王会商，共图进取。此战若成，湖广局面或可为之一新；若不成，则全州危殆。伏乞陛下圣鉴，早做准备。”

奏报中没有提及李定国详细的伏击计划，也未透露预设战场的位置——这是必要的保密。

它更像是一份战略报备与风险预警，让远在桂林的皇帝知道前线正在谋划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而这场决战的核心，在于能否将清军主力引出永州，并在野战中击败之。

密奏送出后，堵胤锡便投入了与孙可望的周旋，以及督促李定国完善方略的繁重事务中。

全州上下，在短暂的庆功气氛后，迅速被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与肃杀所笼罩。

而在桂林王城，当朱由榔读到这封密奏时，他能做的，也只是在御书房中长久凝视北方，然后将那份沉甸甸的奏报轻轻合上。

他知道，自己能给予前线的支持已经微乎其微。

粮草、兵员、器械，都已捉襟见肘。

他唯一的“武器”，只剩下那枚玉玺和“皇帝”的名义，为堵胤锡的政治斡旋提供最后一点合法性背书。

“摒弃猜忌，破敌为上……”

他低声重复着自己不久前写下的那句话，嘴角泛起一丝苦涩。

看着圜殿墙面上挂着的南边舆图，朱由榔眉头紧锁。

湖广前线战局他现在只能坐在后方煎熬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