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东码头扛活的脚夫王老五，将省吃俭用攒下的几百文铜钱，用破布包了，送到府衙门前，嗫嚅着对值守的衙役说：

“差爷，小民没啥本事，就有点力气钱……给前线的将士们买口吃的吧……”

钱不多，却沉甸甸的。

西街开杂货铺的张掌柜，默默清点库存，将店里积压的几十斤粗盐、几匹结实的葛布，还有一小袋舍不得吃的腊肉，让伙计送到了里正那里，托其转交。

城郊的农户李老汉，带着儿子，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上面放着两袋自家地里收的、舍不得吃的番薯和一小袋豆子。

来到城外军营的临时征集点，老脸通红：

“军爷……地里就这点出产了，给守城的兵娃子们添口吃的……别嫌少。”

类似的情景，在桂林城内外多处上演。

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物的出物。

捐献的数量或许微不足道，有的甚至只是一把菜、几个鸡蛋，但那份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发汇聚的微薄之力，却蕴含着惊人的温度与力量。

官府没有大规模强行摊派，只是设立了公示的征集点，记录着每一笔来自民间的捐助。

渐渐地，“为前线捐一口粮”成了桂林城中的一种风气。

茶馆酒肆里，谈论前线战事、叹息朝廷艰难之余，也多了“张家铺子捐了盐”、“李老汉送了粮”这样的话题。

一种“共渡时艰”的悲壮认同感，在恐慌与不安的底色上，顽强地生长出来。

朱由榔在得知这些民间自发捐献的情况后，沉默良久。

他提笔写下一道手谕：“百姓血汗，来之不易。所有民间捐献钱粮物资，务必登记造册，公开示人。所获钱粮，优先用于最紧要处，绝不容许丝毫克扣、贪墨！违者，立斩不赦！”

这道手谕被抄录多份，张贴于各征集点和衙门口。

它既是对官吏的警告，也是对百姓赤诚的回应。

百姓们之所以在朝廷如此艰难、自身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愿意掏出那一点点积攒的家底，并非一时冲动或愚忠。

其根源，在于这大半年来，朝廷迁桂后所行诸事，与传闻中北方的腥风血雨形成了鲜明对比，实实在在地让广西百姓，尤其是桂林周边的百姓，感受到了不同。

其一，是“不扰民”的底线。

朝廷初到桂林，百废待兴，用钱用粮之处极多。但皇帝和内阁定下了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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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征收既定税赋外，绝不允许额外加派、强征。

宫廷用度节俭，百官俸禄时有拖欠，却未见如以往某些官军或流寇般，纵兵抢掠、拷饷索粮。

这对于见惯了兵匪一家、官吏如虎的普通百姓而言，已是难得的“仁政”。

朝廷至少守住了不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抢粮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