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了顿，感觉到他手指的力道似乎有瞬间的凝滞，趁此机会，继续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语气说道：

“陆先生，您真的想多了。”我再次强调，语气里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仿佛在安抚一个无理取闹孩童般的疲惫，“我和顾律师，真的只是偶然在医院遇到。人海茫茫，碰巧遇上，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仅此而已。这难道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我将这次相遇，彻底定性为最普通、最不值一提的社交偶然。用“平常”二字，来反衬他此刻过度反应的“不平常”。

“偶然？寒暄？”他冷笑一声，但那笑声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讥诮，反而透着一股压抑到极致的、风雨欲来的平静，“什么样的‘寒暄’，需要他掏出私人名片，郑重其事地递给你？”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果然知道！他知道递名片的细节！老陈……或者别的什么眼线，汇报得如此详尽！

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但与此同时，一种破罐破摔般的冷静也迅速占据了上风。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最关键的部分，隐瞒和狡辩都失去了意义。

我抬起眼，重新迎上他的目光，这一次，眼中刻意流露出一点点恰到好处的、仿佛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的无奈。

“陆先生的消息果然灵通。”我没有否认，反而用一种近乎坦荡的语气承认了，“顾律师是递了名片。他说……如果有法律上的困难，可以找他。”

我刻意将顾怀瑾那句含义广泛的“任何困难”，缩小到具体的、公事公办的“法律上的困难”。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真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