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卡车汇入北上的车流，像一滴水融入奔腾的江河。

八十年代的国道，远非后世的高速公路可比。路面大多是沥青铺就，年久失修，坑洼不平。卡车行驶在上面，车身剧烈地颠簸，卷起漫天尘土。

李浩轩坐在车斗里，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帆布，用来抵挡烈日和灰尘。他身边，是那几个承载着整个工厂未来的巨大木箱。他一手紧紧抓着车厢的栏杆，另一只手，则始终搭在离他最近的一个木箱上，感受着它随着车身传来的每一次震动。

孙建军和司机陈师傅轮流开车，日夜兼程。累了，就在路边的国营饭店停下，吃一碗寡淡的面条，或者啃几口从广州带来的干粮。困了，就把车停在安全的停车场或加油站，驾驶室里睡两个人，李浩轩则雷打不动地守在车斗里，和货物待在一起。

孙建军好几次劝他：“厂长，您到驾驶室里来睡吧，车斗里风大，夜里又凉。”

李浩轩总是摇摇头：“我在这里，心里踏实。”

这不仅仅是责任。每一次颠簸，每一次急刹，都让他的心揪紧。他必须亲自感受着，确保这些娇贵的仪器，在万里长途的跋涉中，得到最稳妥的保护。

陈师傅，这位跑了半辈子车的老江湖，对李浩轩的这份执着看在眼里，心中愈发敬佩。他开车的技术也愈发小心，遇到坑洼路段，总是提前减速，宁慢三分，不抢一秒。

“李老板，你是我见过最把货当命的货主。”休息时，陈师傅递给李浩轩一根烟，由衷地感叹。

李浩轩接过烟，笑了笑：“陈师傅，这不是货，是我们全厂几百号人的饭碗。”

就这样，卡车一路向北，穿过了闷热的广东，进入了丘陵连绵的湖南境内。

就在他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时，麻烦，不期而遇。

在进入湖南后不久的一个午后，前方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联合检查站”。几顶蓝色帐篷，一根横在路中间的栏杆，十几个穿着不同制服的人员，让所有过往车辆都排起了长队。

“坏了，”陈师傅踩下刹车，眉头紧锁，“是联合检查站。工商、税务、交通、公安都在，这是最难缠的。”

- 轮到他们时，一个戴着大盖帽的工商干部敲了敲车窗。

“停车，熄火！司机带上所有证件，货主下来！接受检查！”

李浩轩从车斗里跳下来，和拿着行驶证、驾驶证的陈师傅，以及抱着一沓运输单的孙建军一起，走到了帐篷前。

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中年干部，挺着啤酒肚，翻看着他们的单据。当他看到车上既有“进口精密仪器”的报关单，又有运往长沙的“服装”，还有发往郑州的“计算器”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们这车，成分很复杂嘛。”他用手指敲着桌面，语气不善，“又是进口设备，又是电子产品，又是倒卖的服装。你们这是什么单位？有长途贩运的经营许可吗？”

“同志，您误会了。”李浩轩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解释，“我们是安河县黑金肥厂的。车上这批设备，是我们厂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从国外进口的。至于这些服装和计算器，是我们为了节省运费，在广州货运站配的货，都有正规的运输合同。”

他将工厂的介绍信和省外贸厅的批文，一并递了过去。

那名干部接过文件，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便扔回桌上，眼神里全是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