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指向另一条:
“还有对转型区域的要素保障倾斜,土地、能耗指标这些还好说,但金融资源的配置,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行为,行政力量如何引导而不扭曲,需要和金融监管部门细致沟通,设计好激励相容的机制。”
周秉义提出的问题都很具体,都在工作层面,没有情绪化的指责,也没有泛泛的“要稳妥”之类的话。
这反而让陆则川有些意外,也略感欣慰。至少,周秉义愿意在具体问题上进行专业探讨,这比单纯的情绪对立或消极抵制要好。
“秉义同志提的这些问题都很关键。”陆则川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
“下放权限的层级和程序,确实需要明确界定,可以考虑建立省级联席审议和备案机制,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金融资源的引导,可以更多运用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市场化工具,而不是直接干预信贷投向。”
两人就几个核心难点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气氛算不上热烈,但保持着理性探讨的工作氛围。
最后,陆则川说:
“秉义同志的意见很宝贵,我们会认真吸收,完善方案。改革是大家共同的事业,离不开政府口的全力支持和具体落实。后续方案修改和试点推进,还希望秉义同志多支持,多把关。”
周秉义连忙表态:
“这是应该的,一定全力配合。”走出陆则川办公室时,他心情有些复杂。陆则川主动沟通的姿态,让他感到一种被“纳入”的缓和,但对方那种沉稳笃定、对改革方向毫不动摇的坚持,又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他意识到,想要影响甚至修正方案的走向,仅仅提技术性建议可能不够,还需要在更关键的环节发声。
祁同伟的“硬骨头”有了进展,但过程并不愉快。
物流园区管理方在祁同伟的强硬态度和后续“多部门联合优化环境”的潜在压力下,终于同意警务站入驻和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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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数据共享的接口标准和日常协作机制上,双方再次陷入拉锯。园区方面提出了种种技术和安全上的担忧,实质仍是拖延。
祁同伟失去了耐心。他直接让技侦支队的专家介入,出具了一份专业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园区方提出的“技术困难”大多站不住脚,现有的安防数据共享模式在多个兄弟省市已有成熟先例。同时,他让经侦部门调阅了该园区近三年的税务和货物进出记录。
“告诉他们,”祁同伟对负责此事的治安支队长冷冷道,
“配合,就按标准方案尽快落地。不配合,我们就按最严格的标准,对他们园区的整体运营环境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也可能会影响他们正常做生意。让他们自己选。”
这种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很快奏效。园区老板托了更高层级的关系来说情,语气软了下来,表示“误会”,愿意尽快落实。
祁同伟接了说情电话,语气客气但寸步不让:
“李总,不是我不讲情面。治安防控是底线,关系到周边百姓和所有商户的安全。您支持我们工作,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也是对企业自身长远发展最好的保障。您说是不是?”
电话那头只能连声称是。
放下电话,祁同伟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他知道,这种硬碰硬的方式会得罪人,也会留下“作风霸道”的口实。
但他更清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面对有背景、有恃无恐的阻力时,退让一步,就可能步步失守。
他必须为陆则川正在推进的改革,扫清这些治安领域的潜在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