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ulz医生的笔停住了，看着我点点头，示意我接着往下说。

“刻苦学习、出国、读天体物理，”我继续说，“这些听起来像是主动选择，但实际上，只是一种逃离手段。我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出国，才能在德国留下来，才能赚钱养活自己，才能…彻底逃离他们。”

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冷静了，可说到这里，我却发现，我还是很难过。

“现在我二十九岁了，”我看着窗外的光影，苏黎世湖面还是那么平静，偶尔飞过的几只天鹅都让人羡慕，“我和我的生物学父母已经断绝了联系，但我还是会反复做同一个梦。”

Schulz医生轻声问：“什么样的梦？”

“他们找到我。”我回答，“在京都，在慕尼黑。他们来到我工作的地方闹事，导致我被开除，我的论文通不过，研究没有进展，我无处可走…..”

说到这里，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一下，“听起来很荒谬，对吧？理性上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再碰到我。”

Schulz医生却摇了摇头，“并不荒谬，教授。”她的声音宁静又温柔，“在您的叙述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核心。”

她抬眼看我，“您出生的家庭，是您一切痛苦与噩梦的来源。”

我毫不犹豫回答，“是的。”

她翻看了一下测试记录，又抬起头。“您在报告中多次提到Iseylia博士，”她语气依旧温和，“您称她为‘救世主’。”

我点头，肯定地说，“她救了我。我的生物学父母是我一切痛苦的来源，但Iseylia，是我一切幸福的根源。如果没有Iseylia，我可能也会读博士，也会当大学老师。但是…我肯定不会，那么顺利。更不会明白，被人爱的感受是什么样。”

“但是…”Schulz医生轻轻推了推眼镜，语气变得更小心，“在我们刚才做的依恋与焦虑评估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在很多时候，她的存在，也会引发您的焦虑。”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其实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从来没有真正说出口。

“因为……”我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叠的手指，“我怕我配不上她对我的好。”

说完这句话，我有一瞬间的羞愧。

“我怕她失望。怕有一天，她发现我并没有她以为的那么好。”我轻声补了一句，“尽管我很清楚，她绝对不会这样。”

“还有更过分的…”我长叹，咬着嘴唇，声音颤抖。

“我想，我是一个很过分的人。有时候，我会嫉妒Iseylia，会嫉妒她，和她的女儿。她们生来拥有一切…而我，什么都没有，Iseylia总是夸我，夸我比她努力，比她有天赋，比她更适合当科学家。因为…我不是她，我没有家人给我赞助，我只能….拼了命去做研究…我才有一点可能…成为能够和Iseylia教授并肩的那个人。”

Schulz医生静静地看着我，没有像刚才那样翻记录，也没有低头写字，她的目光不是评估，更不是审视，而像是一种耐心地陪伴。

她让这段沉默自然地存在了一会，直到我自己慢慢把呼吸调整回来。

“Artemis博士。”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您刚才说的那段话，非常重要。”

“我想先澄清一件事。”她说，“您描述的这种‘嫉妒’，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问题，更不代表您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相反，您很善良，很诚实，才会觉得，这种思想很过分。”

我抬起头，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Schulz医生注意到了，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在回应我的困惑。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长期创伤背景下的比较性自我价值焦虑。”她解释道，“尤其发生在，您终于遇到一个真正安全、稳定、无条件接纳您的人之后。”

见我依旧略带疑惑，她慢慢向我解释，“您并不是在嫉妒Iseylia教授或Astrid本人，您在嫉妒的，是一种无需证明就被爱的状态。”

Schulz医生继续说：“您成长的环境告诉您一件事—，只有足够优秀、足够有用、足够不可替代，您才有资格活下去。”

“所以，当您面对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一个不需要拼命证明价值，就愿意爱她、接住她、保护她的人时，您的系统会本能的产生两种反应。”

她伸出手，做了一个天平的动作，“一种是依附、感激、甚至救赎感。另一种，是恐惧。恐惧自己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关系，恐惧自己并不‘配得上’，恐惧一切美好只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