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除了偶尔严格了一点外，没做过任何可以被“约谈”的事。

我仔细想了想，终于想出了一个问题…上个月我带着学生去Caltech参加seminar，经费有些超支。但我也已经写了报告说明，超支的50万日元由我个人承担，这么点钱实在不像是值得谈话的。

“唉…”我叹了口气，在心里想，日本人就是这样，做事情太死板，不懂得变通，自己补贴都不够，非得写报告额外申请。

我立刻去了副院长办公室，刚一推开那扇门，就感到了空气中的压抑感。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除了行政副院长，还有天体物理学专业的programme coordinator，我的顶头上司远藤教授，还有一位陌生的中年女性，面前摆着一个印着校徽的文件夹。

我扫了一眼那文件夹上的文字，『京都大学ジェンダー平等委員会』（京都大学性别平等委员会），心里更迷惑了。

但很快，我就得出答案。应该是系里哪个男老师被举报性别歧视，来找我了解情况的。

“请坐吧，司教授。”副院长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礼貌，但更像是例行公事。

我坐下，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把一份文件推到了我面前。

“我们收到学生的举报。”他一字一顿地说，像是在刻意观察我的反应。“举报内容是，您在教学和研究指导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

我怔了几秒，以为自己听错了。

“性别歧视？”我重复了一遍，眉头皱得更深，立刻否认，“这不可能，我从来没有任何歧视女性学生的行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学者，怎么可能会歧视女学生。”

“Artemis教授。”远藤教授低声补充道，“举报者投诉的是，您歧视男学生。报告里指出，您在课堂上对女性学生更为友好，对男学生态度冷淡，且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指导名额分配上存在‘明显偏好女性’的倾向。”

我几乎是笑出了声，歧视男学生？太好笑了。我只是没有把那些50几分的考卷放水到60分，就说我歧视？

我靠在椅背上，深吸一口气，反问远藤教授和副院长，“所以，你们认为…我歧视男性学生，仅仅因为这么荒谬的理由？那我们专业男女性别比5:1，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招生部门存在歧视女性的情况？”

没人回答。副院长只是看着我，示意我别生气。而性别委员会的会长也暗暗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那种“我们只是执行流程”的神情，让我瞬间明白，他们也知道这件事荒谬，但不得不处理。

我冷笑了一下，指着那份报告问：“能让我看一下举报内容吗？”

副院长犹豫了两秒，最终点头，把文件推了过来。

我翻开第一页，几乎立刻就认出熟悉的语气，几个因为补考也没过，来我办公室argue，最后还是只有50几分的男学生。

投诉信写得一本正经，语句通顺甚至可以说，“有理有据”。我不禁感到无奈，如果他们的论文也能写成这样，我也不会给他们fail.

『司教授在课堂上明显对女性学生更温和，经常表扬她们，却对男性学生态度冷漠甚至严厉。』

『她的研究团队全部由女性组成，指导的5个研究生，2个博士生都是女性。这种性别比例极不正常，已经造成了男性学生在研究机会上的不公平。』

『过去两年中，司教授曾带领数位女性学生出席在东京、香港、美国、德国等地举办的学术会议和国际天体物理学大会，但却从未给任何男学生出席此类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们合理怀疑，司教授此举是出于她自己对性别的偏好，严重违反本校男女平等的非歧视性原则。』

我看完那几行文字，心里已经彻底无语。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我实话实说，“但我的研究组确实全是女生。但绝不是因为我偏好女性学生，所以才录取她们。”

我顿了顿，看向副院长和远藤。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男学生来申请我。”我说到这时，忍不住笑了。

远藤教授也接话道：“我可以证明，的确没有。去年司教授刚到京都大学时，规定的每位教授需指导5位研究生，但司教授的确只收到了四份申请报告，且都是女学生。”

我苦笑着点点头，继续说：“我每年公开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在官网和研究院主页上都有发布。申请资料我也全部有留存。老实说，过去两年，我只收到过四份男性研究生的申请报告，其中一人因为研究方向和我不符，所以我拒绝了。另外三人都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面试他们时，这两位学生的理由，几乎是一模一样。”